重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妇。见了钱，这位满嘴不贪钱只图帮大侄子忙的大婶思想已然活络起来，但仍免不了后怕，唯恐收了钱再辱使命。

我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去体会人面对着伸手即可捞到又唯恐烫了手的钱财的心境，但从这位大婶的变幻不已的表情中我能够准确地判断，人此时此景的思想确是最活跃最机智的，因为她只要一会儿的功夫就拍手大叫“有了”。

——她居然又找来八位，按照工厂里“三班倒”的做法轮番去杨丽家里做工作。

据她自己讲，“三”和“九”都是有讲究的，三三九，九九归一，最吉利。

我当然不会去过问她的讲究，看重的则是总算有了结果，虽然这个结果理所当然地会附有条件。管她条件不条件，先解决了问题再说。我这样劝自己。

但肯定任谁都不会料到我这位粗俗不堪的后妻竟会出如此高雅的怪招——要我必须象电影里放的那样吹吹打打地用轿把她重新娶回家，或许也算是对她初次婚姻简单仪式的补偿吧。

这倒不难，村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组织：现代人观念毕竟不同了，只要流行的，无论什么样的服务，譬如婚礼、丧礼、包办酒席等等，都有人肯做。

只是要我和我儿子扶轿而行，实是太过伤及颜面。儿子参加父母的婚礼，不着边际的离谱！！！但颜面与现实相比，还是现实更实惠些。

更要命的是，我还必须把公司的经营权完全地交付于她，尽管经过再三地讨价还价她答应公司的效益不低于现在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但还是让我惴惴不安心理上难以接受，倒并非完全因为我将彻底失去公司的控制权，而主要是我对于她的能力实在难有十足的自信，若是她果真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我倒乐得清闲。

幸喜她在我揪心的担忧中兑现了她的诺言，而且对我控制得并非过分地严格。

到了这一步，说实在的，金钱对我来说，已不再是刻骨追求的目标，完全成了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尽管如此，或许出于一种阴暗的报复心理，我还是象其他男人一样有了自己的私房钱，虽然我挑不出她的任何瑕疵。

事实求是地说，尽管我满足了她所有的条件，但我对她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激情，甚至比初次婚姻尚且不如。我总感觉我的婚姻是附条件的，任何附条件的东西都是交易，凡交易必须遵守平等自愿的规则都不会有激情，也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

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我实在搞不懂，或许只有这种不冷不热的才是她本来的面目，我父亲和我娘，还有我的父老乡亲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一句话，凑合。凑合不是人所向往的方式，却是人必须接受和面对的方式。

关于我的私房钱，说起来可笑，竟多来自于商业回扣。商业回扣时下已算不得什么秘密，所以公司有严格的处理规定。即使没有规定或者仍然是秘密，象我这种经营自己公司的人居然私吞商业回扣，而且自觉做得甚为机密，实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并非一次性地全部截留商业回扣，而是逐步地小数量地私吞，实是让人不易察觉。渐渐地，竟有了相当客观的一笔。

我非常赞成“控制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其经济来源”的观点，因为男人确是贱东西，只要手里有了活泛的金钱就容易想三想四致使无法控制自己而出轨，对我来说，这确是一笔活钱。

这里面有个心理儿问题：往日里掌控着公司守着更多的钱财却总想着公司的发展，所有的钱似乎都必须用到公司最需要最能赚取利润的地方。

人一旦轻松闲适下来，就另当别论了，或许还是因为那个阴暗的心理，而并非杨丽经常所骂的“贱骨头”，无论如何，这确成了一笔毫无用途的闲钱，而且我可以对天盟誓，也绝非为了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在我拥有这笔闲钱之前就认识的，除了皮肤嫩白之外，原算不上漂亮，而且据说是曾竭力维护我们村支书的那位乡长的相好。

据说的事儿，难免要捕风捉影，只是据说有人曾看见她跟随乡长出席宴会就如是猜测。

心里虽明白无误地想着，观念上却甚似是而非，难道乡长偏该有如此艳福？终于有一天，我萌发了这样的想法。

于是，醉了酒就莫名其妙地想约她，而且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强烈——分明地，我竟产生了嫉妒：那天镇长醉了酒，她似乎上了他的车……酒能乱性，指不定……

不过，这嫉妒，只能深埋于心底？镇长有权？我难道不算有财？财不能抵权？那一刻，我甚至禁不住要给她给镇长打电话，我似乎必须要验证那个或许果如传言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但终没有，因为我自觉与镇长实在有太大的差距。

权？当然是重要的，传言镇长会弄钱，而且其祖上就会弄钱，有着深厚无比的背景，如此岂不抵消了我“财”上的优势？而且这样的女人必现实，根本不可能象古代的仕女那样重义轻财轻势。

如此想着，难免要颓废。颓废却无法抵制妒意，所以，我对她的关注多因为妒意，而并非因为我自动对她的注目。

细想起来，话似乎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她出众的皮肤，我肯定留意过她，出众的都难免惹人注目，或许是长时间之后的某次……她绝不是美女，至少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

我显然在劝着克制着自己，因为我在努力地想象着我们或许能够发生故事之后被原来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种好品质的她敲诈勒索的不堪，却无法阻挡地仍在漫无天际地幻想着，渴望着。

这一天，公司里来了位洋客户，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派人去约她，不仅派去的人莫名其妙，连我自己也觉莫名其妙，但我也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她是外语人才。

或许因为我的名声，她竟爽快地答应了。

这确是位难得有才的女人，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应对得体，因为有了她，我的谈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高兴之余，当然也有显摆的意思，当即就甩了一万块给她。

她明显地迟疑了一会儿，坚决地把钱推了回来。

这竟是一位不爱钱的女人？不可能。

我自我否定着，不由自主地就要端量她——她不是那种善施浓粉的女人，一切都那么自然而让人亲近。

且不过多地去慨叹，只说如此地三来两往，我们就熟络起来。她说，或者我是位名声不好的女人，我知道，在农村女人名声不好是件顶让人恶心的事儿。说着，她叹息了一声，或许因为酒，她带我去了她的住处，一间只有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

摆设的简陋并不代表小屋的洁净，由于床上桌上都零乱地堆满了书，地上还有随意扔掉的废纸，小屋就显得乱。

这完全不象是一个处事干练的女人的闺房，因为浓郁的书卷气，倒象是学者的工作室，当然更与我红杏出墙那次的那个房间挨不上边。

然而，当她尴尬地笑着随意地推了推床上的书给我让座时，我居然龌龊地想到了那个房间，而且只要一想到那个房间，我就会做了亏心事儿似地慌乱起来。

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我就借着酒劲象众人一样直呼她嫂子。嫂子对她来说，是戏称，就是隐喻她与乡长的关系。

她脸烧得通红，或许因为酒，但她没有着恼，反而娇嗔道，小叔子想扒灰吗？说完，就痴痴地笑。

女人最逗人的就是这个时候，尽管有人曾肯定地断言过，一本正经的女人往往是思想上最不堪的女人，但却少了味道。反正，我稀里糊涂地就上了她的床。

起初的时候，我有的只是我占了乡长女人的快感，但当我发觉她竟然是处女时，涌上来的竟是莫名的恐惧。

莫非？对，她肯定别有企图。我恐惧地猜测着，因为恐惧而思路散乱，但我还是清晰地感到了危险。

我语无伦次地想说点什么，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憋了许久，总算说出了以金钱补偿的愿望：十万？一百万？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我在不停地涨着码，直至到了我自认为的底线，可她仍不肯吱声，我难免有些泄气。

恰于此时，她竭斯底里地喊道，滚——！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主动找过她，倒是她主动地找过我两次，都是进了房间就上床，完事之后，她总是一句话也不说就把我推出门外。

时间长了，我每每都劝自己罢手，却每每都经不住她一个电话的招呼。

或许女人有了把手都会变得居高临下，其实，男人又何尝不如此呢？偏偏有的人总喜欢沾人便宜，岂不知对人有所亏欠才是最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总想给她补偿，而她却总不给我机会。我甚至会幻想，她象其他女人一样有住洋楼开名车的憧憬，我决心只要她稍有开口，我就会不遗余力地满足她的所有。

可惜，她没有。幸亏，她没有。有时候，我会突然地被自己大胆且荒唐的想法所惊醒——是的，我是拥有自己的公司，可是不要说满足她的所有，单是她的一个小愿望我相信自己也没有能力满足，因为有我的那位河东狮吼。

莫非她别有所图？莫非她果真是位纯情的女子？

当我拥有这笔钱之后决心对其补偿时，她已悄悄地搬走了。费尽了心力才总算打听到了下落，她嫁了一个二婚的教师。

我毫不迟疑地给她汇去了一百万，可几天后汇款被如数退了回来，并附有简单语言：如果你真的为我好，请不要打扰我的生活，我老公对我真的很好，我很幸福。

听语气，她显然没有告诉她老公她的之前，也不知她是如何混过那个初夜的，或许她会编造一个谎言，反正，她老公待她很好。

我当然也没有勇气告诉我的杨丽，但我的异常还是引起了杨丽的关注。

说起这异常，或许我真的好无聊，竟终日里不停地想关于她是如何瞒过她老公的事儿，为此，我甚至为她设计了上百个谎言，只不知她是否曾经用过其中的某一个。

显然地，人在极力地关注某个事件的时候，注意力竟不易移开，渐渐地便似得了病。

既然杨丽认为我得了病，我便自认得了病，竟然加剧了这病，连晚上也常常戄然而醒，甚至会说着呓语。因担心事情败露，晚上就不敢睡觉，越不敢睡觉，病愈甚，终于倒下了。

杨丽就遍访名医为我诊治，可那一刻的名医似乎都成了庸医，都说我没病，而我却浑身轻飘飘地毫不着力。杨丽大急，误以为我得了绝症，我竟因此而享尽了人间温柔。

直到有一天，我把这笔钱偷偷地以她的名义存到了一个专户上并将之藏到了一个不易找到的地方，我的病才见好了。

但有一点儿是肯定的，那就是我的家庭依然稳固，尽管这个家庭已了无生气，常常让我连生存的目标也没有了。

倘若真的这样的话，有谁还会否定谎言的存在吗？难道谎言不该有吗？善意的那种。

当然，我们也绝不该否定谎言易与堕落相连的现实，只要人还存有欲望，就会因为谎言而堕落，这并不影响善意谎言的存在以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