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自幼家道中落，成年之后，就自己孤身一人，离家而去，独行天涯，由尝遍世间百态，是以自称帝建国开始，便一心想着要一反汉唐之旧制，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裨使黎民百姓，再不必忍受那时时离乱之苦。

只是这一点知易行难，当真要做起来，却是着实不容易。

毕竟赵宋天下原本便自五代十国山积尸骸中取来，虽则立都建国，但南唐、北汉、北辽诸邦林立，可以说是自从立国之日开始，就注定了必然是征战不断的局面。

是以他虽然也是以军功起家，却仍是自定都立国开始，便自定下了偃武修文的国策，自然，他的本意并不在于贬抑武人，只是希望对于那些军功出身的武将，大可以优之以爵禄，以富贵荣华奉养终老，但却绝不可使其位列中枢，以国柄相授，只是这一层意思着实难以分说清楚，尔后赵光义得位不正，防范猜忌之心益盛，一步一步也便走到了现今这样的田地。

而他高扬以科举正途进身的文人士子之地位，则是为了以此来制约君权。

毕竟自五代十国以来，君无常君，国无常国，昔日门阀望族，早已尽数破落无疑，这群士人，熟读经史，深谙治世之学，正是赵宋皇室最可倚以治民理政的人。

而且在赵匡胤想来，科考之途即畅，这些文人士子之中，必然有相当部分是起自民间的贫寒之士，有这么些熟知民间疾苦的官员侪身庙堂，对于讽谏君王，端整朝纲正气，都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是以他自立国伊始，便自公然声称君王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希望能借渐次恢复那历经五代十国以来，被君无常君的乱局磨平了棱角的文人士子的雄心壮志，让他们能重新自居为治国理政的主体阶层，以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他甚至不惜立下誓碑，约束后世子孙，不得诛戳文人士子，其用意并不在于收买人心，而是为了限制君权，以广开言路，裨使立朝当国的文人士子，敢于直言讽谏以格君心之非，由此使得大宋朝局在这君王与臣子相互搏奕间的平衡之中，保持着自我纠正的勃勃生机。

然则当他因缘际会，回到了这后世子孙身上之后，却发现自己一手立下的这条制度，似乎并未曾完全按着自己预想之中的轨迹在发挥作用。

秦桧擅权，岳飞含冤，朝中公直之士，多半被黜边荒，立朝当国之士，多半阿谀奉承之辈，甚至眼下朝中文臣武将之间的那种种矛盾隔阂，其根源亦种因于自己当日所订立下来的那条祖宗成法。

这其间自然有因汴京神器被破之后，军事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从而导致这百余年来早已种下的裂痕爆发了出来，然而这也足于说明昔日自己所设想的局面，必有不尽完善之处，过于一厢情愿。

然而也只有他心下最明白，当初订立这条国策初衷之所在，是以他虽然亲眼看见眼下的形势并不尽如人意，然则却也不能就此推翻掉这一条大宋国是，毕竟他心中一直坚信，扬文抑武，在升平之世以有治理民政经验的文人士子来辅佐君王治国理政，仍旧应该是家国太平之时最应遵循的制度之一，这一原则可以修补完善，却是万万不能就此否决，否则得罪天下读书人还属事小，只恐从今而后，世间再难重现眼下这百余年来文治盛世的局面。

只是他初来乍到之时，眼下局势烦复万端，却又是迫在眉睫，逼得他不得不使出雷霆万钧的手段，慑服君臣，稳住朝局，然则这样一来，虽然将原本已经近在眼前的危机压了下去，却也将一切的文武冲撞，一切的矛盾因由，同时给硬生生地压平了下去。

自那日朝堂之上驱逐金使，又复收服了岳飞、刘琦等诸将，无论在文臣武将之中，他的威势地位已然稳若磐石、不可动摇，只要他在临安城中一日，这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就会这么一直被压制下去，然而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若不能寻根逐流，找到这一切纷乱的根由而徐加排解，终有一日爆发出来，只怕却是更难收拾。

他不知因何事由，居然会回到这片百余年后的天地，际遇之奇，古今罕见，纵是他天纵英材，却也难以一时之间，便完全看得清楚这眼前的局面，是以刻意借着这次机会，在营造出了想要的局面之后，御驾亲征，离开那纷烦错乱的漩涡中心，让那些有心的、无心的文臣武将，都在那临安城内粉墨登场，从而给他自己争取到一次冷眼旁观的机会，一些从容思索的时间。

他想着刚刚在邸报、密奏上看到的那些情形，脸上露出了一分冷笑。

一切自己想看的、该看的东西，也差不多都已经暴露无遗。

还有些自己想不明白的事情，或许要留待自己回到了临安之后，才能真正地看出端倪来。

刘子方轻轻地走到他身后，唤道：“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