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明白了，一下子四位重量级人物汇聚到保定来，是来为情报工作铺路的，同时呢，针对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呢，要在保定开辟秘密交通线的。

1941年底，北平的刘仁和刘慎之派张大中和张一峰就到保定地区来准备开辟秘密交通线。当时刘仁分管交通处。

为什么要在保定开辟新的秘密交通线呢？先从1937年说起。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北平、天津、唐山和铁路系统的党的地下组织由设在敌占区的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使用的交通线是社会部建立的经北平近郊妙峰山、房山的两条秘密交通线。

1941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后，鉴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的教训，决定不在敌占城市设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而由设立在根据地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实行“异地领导”、“多头联系”、“单线联系”的方式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

于是，建立秘密交通的工作就被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城工委在《1941年城市工作总结报告》中说：“上下级的交通是城市党的血管”，“在今天领导中心设在根据地的情况下，交通联络工作极为重要”。城工委在这个报告中提出要建立独立的交通系统，强调“这是非常细致复杂的专门工作，需要相当数量的干部”，需要“从头做起”。

此前，城委的交通线与社会部的交通线交叉使用，敌占城市内城委系统的组织与社会部的组织也有交叉。像姚克荫本来是城委系统的，后来转到社会部去做情报工作。这种情况很容易互相影响，这家遭到破坏就必然影响到那一家。因此，北方分局决定把城工委系统与社会部系统两家严格地分开。城工委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交通线。

可为什么选择在保定建立交通线呢？

首先。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非常难走。1941年北方局派人探路，第一次进入平西根据地，走的是房山那条线。尔后派人回北平接一部分暴露的同志撤离。走的是妙峰山那条线。

结果发现这两条线的问题首先是实在难走，北边妙峰山那条线。出西直门后，要经过青龙桥、西北旺两个敌人的检查岗哨，到前沙涧一带村庄才能和秘密交通员接头。

然后穿过妙峰山前的敌人封锁线，进入山区，再穿过大村、斋堂沟、紫荆关等三道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达比较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房山县和涞水县的西部山区。

从地图上看，由北平到这里。距离并不远，搁现在乘汽车半天就到了。但是在那时候，所有公路都有敌人日夜巡逻，步兵、摩托、装甲车。严密控制。来往的同志只能在夜里通过封锁线。

过永定河尤其困难，春季冰河开化后，船只都被敌人搜走了，交通员只能拉上绳子，让转移的人坐笸箩渡过湍急的河流。过了封锁线。也只能走山间小路，翻山越岭。当时，这一趟打个来回，没一个月时间走不下来。

再者，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都不够安全。接暴露的同志走妙峰山。就是因为发现房山这条线有叛徒告密，已被敌人注意，来往很不安全。而实际搡妙峰山那条线也不够安全。

1941年4月就曾发生过“八个孩子”在去根据地的路上遭敌逮捕的事件。当时雷炎等八名青少年从海淀西北旺出发，由民兵接力带领，绕小道、爬梯田，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六天才到达斋堂。不料，敌人突然袭击把他们逮捕了。

由于交通困难，有些青年学生在去根据地的路上被敌人逮捕；有些在北平已经暴露的同志不能及时转移到根据地去，只能在城内东躲西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同志必须迅速躲藏转移，以至有的同志曾因此而失掉组织联系。

更令人焦虑的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北平，而北平党组织的情况也不能及时汇报到城工委。

而保定的地理环境与上述两条交通线明显不同。

首先，保定离晋察冀根据地比较近，这中间只在满城有一条敌人的封锁线，进出方便。满城县境大部分是平原游击区，西部是边缘山区，一过满城县城就比较安全了。接着往山里走，进去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

其次，保定是比较大型的城市，是伪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来往人员多，城乡联系多，当时城里人和农村人穿的服装不一样，城里人到一般小县城很是惹眼，而到保定这样的大城市则不然。保定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农产品城乡交易比较活跃，小商小贩和进城买东西的农民很多。北平、天津来的人，来到保定并不惹人注目。

临近的山里养蜂养羊，出蜂蜜，出羊皮、羊肉，出柿子、核桃、大枣等山货，都需要运进保定进行交易，乡下需要的日用品也得从保定买回去。城乡贸易带动城乡人口的对流。我们这些人混在来往的客商、小贩和农民之中并不显眼。

当时说，交通线是我党的血脉，血脉不通，工作很难做。有了交通线，血脉就活了。

最早是通过晋察冀第一分区地委书记王国权、组织部长牛树才的介绍，在满城县委驻地东赵庄设立了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也是张大中和张一峰工作和住宿的地方，是秘密交通线的枢纽。

有了交通站，还要建立若干个秘密联络站，这样才能以点连线，构成一条秘密交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