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往往都是土生土长，老婆孩子父母亲也都在当地。在应付鬼子的同时，也并不愿意得罪整天把脑袋与手榴弹掖在一块的武工队。所以，只要武工队的政策运用得当。他们也愿意与八路拉上关系踩上两条船留条后路。
而这，也正是武工队想得到的效果。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伪官们七姑八姨三舅四叔什么的又都在当地，拉上这种关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于是，这种靠拉关系进行的渗透活动，就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的一种特定斗争形式。
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从这组数字中。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
拉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
二为寻找保护伞。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
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要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爱货的送双鞋送件衣裳，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他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
说到这里，又让人不禁想起黑社会的渗透，其实武工队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与今天某些黑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渗透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而这，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象武工队这样的拉关系渗透方式，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不同，是对敌斗争方式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
武工队的斗争方式是政治进攻，其首要任务，是对敌的宣传战。说到这宣传二字，是许多网民与观众所不喜欢的。有些编导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这就把武工队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东西无形地抹了。
武工队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一是对群众宣传，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至于其方式方法，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写信、打电话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法。
比如截住过往邮车，在来往的信封上写标语口号；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比如给天津市长打恐吓电话，给河北省长的家里寄传单，等等等等。
这些作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十分常见的心战方式。
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锄奸了。西方特种部队也是有刺杀任务的，这一点武工队与他们相比总的来说并没有不同。但其具体手段，仍有不同。说的难听一点，武工队的锄奸手段，却与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组织或今天西方的某些恐怖组织有着某种相似。
比如有些特别牛的武工队，往往能够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往往能够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往往能够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人头；往往对仍在逍遥作恶的汉奸判处死刑，并张贴布告写明五日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
所有这些，充满中国传统特色，你可以在帮会或恐怖组织的活动规律中发现共同点，但你却无法在西方特种部队的枪战大片中看到。
.第四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
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除了装备有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发动群众。
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其次，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由于局面已经打开，武工队也开始扩大发展，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二者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别是十分的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