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一直等候的第二个信号，是在海参再度狂热起来的第十天出现的。

由于这场始于国庆节前的价格风暴，经历了降价，再降价，涨价，再涨价的四个阶段，持续时间接近三个月，不但已经影响到了各个单位的正常工作，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而且愈演愈烈，已经逐渐冲破了滨城的地域限制，演化为一场波及到辽东省会，把无数奉天市民都引得跑到滨城来参与炒卖的大泡沫。

所以滨城市政府和水产公司都坐不住了，他们不敢再放任海参这么无休止地涨下去了。否则，不久的前景就是整个东三省都得卷进去。这个时候，他们都面临该如何解决市场自发行为的第一次考验。

1977年11月19日，周副总在天一放晴，就下达了让捞捕队的潜水员们马上下海作业的命令。之后还跟上级打了紧急报告。

他对这起全民参与海参炒卖事件的严重性做了详细的汇报，但对起因却避重就轻，有关自己私自调价的行为，仅一带而过。而是把问题的重点侧重在自然灾害的一面。

他要求上级马上给予大力支援，要么从青岛调配一些淡干海参到滨城来。要么就把滨城水产总公司给京城、奉天、春城、冰城、石家庄、保定、济南这些大饭庄的供货任务，暂交一部分给青岛水产公司分担。说只有这样，他才能向市场上投放海参，尽量平抑物价。

同日，滨城市政府也发布了《关于加强海鲜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在规定中首先阐明两条。

第一条是说经济方面。称海参近来私下交易泛滥，价格起伏较大。是因为一场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给资本主义思想和投机倒把提供了温床。结果致使少数人乘机浑水摸鱼，造成价格离谱，市场混乱。

第二条是说社会方面。称海参的私下炒卖行为严重腐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危害社会治安，影响生产和工作。所以必须兴利除弊，加强海参市场的管理，这是滨城市政府下一步不惜多大代价也要做到的事。

这个规定全文一共十条，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都有。

首先是取缔一切私下交易场所，严禁场外交易，发现交易双方的钱物一律没收。

其次是对水产商店的价格重新界定。平抑市场的货物重新上市时，海参价格尽量恢复原价，考虑到灾害原因和货品的匮乏，视具体情况可以稍作调节，但最高不能超过四十五元一斤。

同样的，对海参的购买者也要相应限定。谁要想买海参，可以，但是必须到国营商店购买，必须持户口本、单位证明。

最后还特别指出，各单位在职职工一律不准从事倒卖海参活动，发现者严肃处理。

从以上几条重点就可以看出，滨城局势不仅已经演变成了全民的海参热。并且对海参的价格最新限价，也规定成了四十五元。这完全可以说明，这次风波已经从某种程度，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滨城政府官员对海参价值的重新认知了。

规定一出台，随之就是滨城的报纸开始大造舆论，各个单位也逐级落实市政府规定。

至于具体管理部门，任务当然是最重的。比如说工商局、物价局、公安局等，他们除了要查抄关闭私下交易的小市场外，还要围追堵截，严格控制海参的私下交易。

对最后一条，他们采取的具体办法是，一旦查出谁手上有海参，就要看你有没有发票，否则就认定为私下交易。

具体的例子，是有一个来自奉天的旅客从滨城购买了五斤海参，上火车前被检查站查了出来。就因为没有发票，被罚款五十元，海参被没收了不说，这件事还通报给了他的单位。

当时像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几天之内就处理了好几十起。

因此，在这种紧锣密鼓、暴风骤雨似的严控之下，海参交易急速减少，海参价格的涨势似乎也终止了，几天之内就从一百二十元左右的高价掉落回百元上下。

一时间，很多人又都以为海参的价格会就此滑落了，滨城的气氛非常玄妙，有些风声鹤唳，有些摇摆不定。

只不过，对这件事的看法，洪衍武却很有些与众不同。

他虽然肯定这场盛宴已经进入了末期阶段，但仍坚定地认为海参的价格回落只是暂时的，下一步升势不仅很快就会再次来临。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许还会很长。

因为他纵观自己经历过的每一次炒卖热，哪一次都是政府越管控，价格越疯涨。

政府管控也是有过程的，由松至严，唯独到了被彻底逼到不能再有任何余地的时候，政府才会以完全重拳的方式做最后打击。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结束泡沫的情况，那就必须是后续炒作资金几近枯竭，市场会自行选择结束。

而大多数情况，往往都是这两者共鸣，才能把一场炒作做个彻底了结。

要是具体说到“海参热”这件事上，明显有几个客观事实证明还远未到达最后破灭的一刻。

第一海参缺货是短期无望改变的客观存在，仍然是钱多物少的状态，这绝不是由几条规定的干预就能解决的实质问题。

第二政府目前的手段还是有限的，而且要想把所有私下交易的路都堵死，治理成本太高了。

再说了，除了参与治理的人也有不少人参与了其中。还有更多囤积了大量海参的人，为了自救，也会变着法的疏通这些管理者们，以求换得一线生机，那么那些手里有权的人就难免想要再借此发一笔横财。

所以在众望所归，都不希望海参价格跌落下去的情形下，基层管理者们执行起政府的规定，到底能坚持多少的原则性，发挥出多大的力度，还真是一个颇让人难以断言的问题。

更何况话说回来，其实就算洪衍武彻底判断错了也没什么。

因为市政府的规定刚一出台，时刻从报纸上关注政府动向的洪衍武，就立刻停止了全部的公开交易。

他根本不想冒险去吃“鱼尾巴”。

不但不再让“大将”他们去小市场了，自己也不去招待所推销了，就连“老肥”和韩莹、向红、樊纲的“传销”也停止了。唯独仅存的走货方式，就是还在通过谢经理，源源不断地用海参换“茅台”。

而到这个时候为止，通过各种途径，他们已经成功散出去了六千多斤的海参了，目前手里的余货仅剩千斤上下。

从整体利益得失和安全来说，他们一点也没有因严控严管措施出台受到影响。

在这种行市下，收获丰厚那绝对是必然的了。

要说他们从中到底捞了多少，别的不提，仅从参与其中的谢经理、“老肥”、向红、樊纲这几个外围人员身上看一看，就可见一斑。

像谢经理，海参价格越高他最好做，别看通过他花钱买酒只是一箱的能力，但有海参就是另一回事了。目前为止，他给洪衍武弄来了四十多箱茅台，自己至少从中弄了四十斤海参的好处。

“老肥”呢，人脉广泛，又老于世故，他从自己的路子走了小三百斤的货，光介绍费拿了就有一千多块。更别说他用木材换的那一百斤海参也脱手了，一万块是踏踏实实落兜里了。

向红和樊纲因为交际圈最窄，赚得虽然是最少的，可到他们手里也各自有个六七百块了。

其实就连韩莹也应该拿小一千呢，只是她和“大将”都不好意思要，洪衍武又忙得顾不上劝他们俩，这笔钱才暂时替她存在公帐上罢了。

应该说这十天以来，足以让参与其中每个人，都最真实地体验到了陡然而富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