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冷静地观察着乱哄哄的场面，这毕竟是一群素质较高的机关干部，所以我只用目光盯着他们，任他们去说，并不接任何人的腔。这个时候当真是不能接腔的，一旦接腔，最容易演成争论而把局面搅浑，把事情弄大，正顺了群访者的意。

待他们意识到冷清而自动停下来时，我的思考也成熟了。我蓦地大吼了一声，滚出去！

我原是个性格柔弱的人，性格柔弱的人也有发火的时候，这才叫做真正的男人。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我的挚友，从未见我发过如此大的火，事后他们曾玩笑地说，老实人发火其实蛮可爱的，他们最期望的便是我发火，因为他们认为发火是最阳刚气的表现，而我最缺的恰恰是这个。假如我能够发火，至少结局绝不会象现在这个样子。我曾经发过有限几次火，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里便不一一列举了，

且说他们愣了愣，由于有人带头，居然慢慢退了出去。我却并没有立即放他们散去，而是让小苏出去选三个代表，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很快便产生了三位代表，其中居然也包括老贺。有了代表，问题便容易解决了。

与代表们的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没有听清小苏咕噜了句什么，原先始终站在我身边的他已挪过来三把椅子，三人齐唰唰地做到了我办公桌的对面，人员的增加让他习惯性地增加了勇气。他们的用意是明显的，既是谈判代表，地位自是平等的，所以他们必须坐着。刚坐下来，未及我说话，他们已摆出了一副国共谈判的架势。

此时，我在想，只要能坐下来，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就自有应付的招法，尽管我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想法。

正揣摩着他们的心思，居中而坐的小苏抢先开口说话了，只要肯开口说话，事情就好办，最害怕的是不肯说话，只一味地闹事。说话嘛，人人都有张嘴，总不能不让人说话，只要说了话，意图就会暴露无遗。所以，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着，只听他的声音或许仗着人多已恢复了平静，说话也变得条理起来：

其实，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既不想找谁麻烦，也不想让谁难堪，就是要讨一说法，说法也不难给，难的是没人给。我们曾先后找过镇里的副职正职，可他们都是左推右挡，没人肯说一句正经话，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最后只能找到了书记，书记这人你知道，没有好处的事儿，他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派。所以，我们只能越级，而且必须群访，你知道，单访是没有人会认真搭理的。

他倒也说出了一些实情，听得出是经过认真准备的，既属实情，便应耐心地听下去，不少人解决不好问题，恰恰便是因为少了这份耐心，仿佛只要是上访便一切都是错误的，不想听也不屑去听。其实这确是不应该的，既上访是完全错误的，何苦又要费人费财费力设办这个机构呢。

正不着南北地想着，也劝着自己，只听他又说道，安排您来负责，我们是信得过的，不过，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们必须先问一句，您真的能够作得了主吗？

他的话看似简单，却着实不易回答，我先是一愣，旋即便涌上了“我当真能作得了主？”的疑问，嘴里却坚决地说，只要让我管，我就作得了主。

这是解决问题的首要，该坚决的时候，接访者的态度必须坚决，即使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往往也会造成完全相悖的结果。

细品我当时的这句话，也是经不得推敲的，但我语气坚决，我的嗓音原就适合作出“是”或“不是”回答，所以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既如此，我们便请教两个问题。不过，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但必须告诉他们，如果不答复我们的问题，我们会一直访下去。

话里使用“您”字，显然是出于对我本人尊重的考虑，而后面则是对我职务权威性的质疑，二者是矛盾的，所以语气里明显带着颤音，这是竭力在掩饰因矛盾而造成的内心慌乱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内心始终是平静的，终究还是为此受到了一点干扰，由于自尊心受损，我脸色一灰，不客气地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吧，看我管得管不得。

其一，我想问，有哪一级纪委的文件的哪一章哪一节哪一条规定镇级领导可以坐公车上下班？问的居然是这事，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且有的尽是反对这方面问题的意见，但这却是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所以我反复思量了好久都觉不好回答。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还是小苏自己，自他调来思乡镇，也不知年纪轻轻的他从哪里鼓捣了如此多的消息，尽管多是关于生活方面的，但在思乡镇这样落后的镇，在开阔大家眼界的同时，无疑给人的思想增加了压力：因为他是南方某大学毕业的，见识不同于一般，他的话尽管尖酸刻薄令人生厌，大家却还是愿意信他。

时间长了，人们便发现他的话有真有假，有时候真的多假的少，有时候真的少假的多，便送他外号“大忽悠”，他并不在乎，仍在不折不扣地忽悠。说来也怪，有一天听不到他的忽悠，有人便会浑身地不自在。所以他成了货真价实的消息源，如果有什么信息的话，不用问就知是他传播的。

其实，这也是经济落后的一种怪病，唯一的办法便是发展经济，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种病完全可以不治自消。

闲话少说，且说某一天，镇里开始传言说县里的领导准备把县城的房价炒上去，至于原因自是为了政绩，出于对他说话水分的考虑，人们开始还是半信半疑。

那时候，已悄然兴起的“进城热”早已波及到思乡镇。无论渠道咋样，人们都渴望退休后到城里居住。现在这年月，有谁不在为自己打算，倘若有一天退休，城里无房，便只好回到老家，老家虽有些熟人，却毕竟没有共同语言，见日里憋到家里吃喝拉撒睏，岂不活生生地把人闷死？所以，这些问题还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好。

先是书记在城里买了房，说起来他的房也算不得买，他老婆在县城上班享受房改政策，花不了几个钱；那些副职们却没有这么好运，必须得掏实价去买，却毕竟也先后买了房；最后，连一些眼界开阔的一般干部也到城里置了房。

连同那些副职们在内，买房光靠积蓄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只好按照开发商的要求去银行贷款，条件倒也优惠，只要贷款，交百分之三十的钱便可入住，自然是见不着房权证的，房权证必须交给银行去作抵押。

贷款是必须要还的，众多的还款方式中恐怕对挣工资的人来说，等额还款是唯一的选择，明白的人都知道，这种还款方式的利息是高昂的，但为了住房，必须心甘情愿地去挨宰。

我曾以自己不信谣传为荣，不遗余力地笑他们傻，可事实证明还是我傻，到我进城的时候，房价已翻了三番，远远超出了利息支付的几倍。

6

毕竟靠贷款买房人的房是要住而不是去卖的，账可以这样算，钱是无法赚的。如此买了房，经济上必然拮据，尤其是对于握有一定权力的干部来说一定不是好事，我坚持这样认为，因为我经常发觉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压力而象饿狼一样的眼神。这是我竭力反对干部贷款买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既买了房，便要去住，据说房屋就是靠住的，如果长期不住，房屋难保没有损坏。

很快，走读便成了一股热潮，一种时尚，似乎走读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的身份象征，更可笑的，有的人不买房，也宁肯去租一套住，从而享受县城文明和由此而带来的殊荣，还要安上一个“为了孩子读书”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乡镇与县城的教育确有相当的差别，当然也却不乏为了孩子教育而这样做的，为了孩子，家长往往敢于牺牲一切。所以也说不清，到底是孩子上学影响了买房热，还是买房热带动了孩子上学。

如此而已的现实，一方面到镇政府家属院居住的人越来越少，搬走的便空了房子，新调来的尤其是镇级领导，家属多已想方设法安排进了县城，必不肯搬来，而是选择走读。至今仍住在家属院的都是些象我这样观念顽固不化的人，居住的人少，愈不肯修葺，不仅房屋破落不已，而且一到晚上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连人也是无法召集的。幸喜那一阵子，思乡镇风平浪静，并没有意外发生。据人说，这是主要领导者的福分。

另一方面，既要走读，便要坐车，坐车便需要钱，尤其象我们这种离县城较远的镇，钱花了，由于车少，迟到的事便常发生。小苏所说的背景大致如此。

实事求是地说，书记并不是个不想事的书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镇里便决定买了一辆面包车于周一、周五运送干部，称为班车。人多，车便挤，挤归挤，还是可以坐下的。

这次换届调来的一位副镇长偏不喜欢挤，又不肯去坐书记的车，因为书记的车是不按点儿发的。据说这位副镇长有过得硬的背景，书记得敬他三分，所以他便顺着杆爬，找秘书派专车。那时候，思乡镇除了书记之外，还没有专车，书记的车是任谁也不敢动的，没有人肯自找麻烦。逼得负责排车的秘书无法，便给他派书记的车。书记没车坐，便冲秘书发火，秘书便把责任推给副镇长。书记拿副镇长没法治，便把秘书撤了。

新秘书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拒不肯再给他派车，他便到外面租车，车费拿去找书记报销，因为他认为这是该他享受的待遇，其时镇里正缺钱，书记又要发火，便决定一般干部不再坐班车。

小苏他们便不服，不服者中有了挑头者便容易成为事件，他的问题便是指这个。因为我不是坐班车的人，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着实不易回答。凡事总要实事求是，我认为，所以嘴里顺口便说道，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既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便是福利。既是福利，为什么他们能够享受而我们就不能够？难道当官就有特权？他的态度变得激动起来，言辞也变得锐利与冲动。

我不会任其如此嚣张，虽然我认为无论上访者还是被访者都是自私的，隐隐有一种任他们去讨一个说法的冲动，但终究没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这一点儿实际上是每个为官者都必须牢记的，然而，往往因为牢记了这些而让为官者多了些束缚，我用平静却加重了语气的声音说道，我提醒你注意自己的态度，特别是你作为一名干部的身份，为了一己私利，居然……为了突出效果，我故意没有说下去。

私利？谁没有私利？难道只准当官的有私利？什么是私利？难道多数人的私利便比不了少数人的私利？岂非笑话？他的眼神有些虚，眼光缥缈，直往脚下瞄，话却还是说了出来。

难道你比咱们镇至今还没有脱困的山区群众还苦吗？想想你的行为，再看看你的做法，难道就没有良心发现？我有点儿恼，语气也变得严厉起来。

可这毕竟是现实，人毕竟还是需要生存的嘛。他开始变得有些强词夺理。

我失去了耐心，不想再听下去，便仰躺到椅子上，眯起了眼。

既如此，我们便没什么好谈的了。暂时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身，带着另外两名代表离去了，其中的老贺走两步便回头看我，却还是跟着走了。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浮躁，但绝不是因为他们，我几次都想喊他们回来，却最终也没有喊出口，只听小苏边走边牢骚，真怪，人一阔，脸就变，说不出人话。

谈判不欢而散，工作却不能停，我不想让书记他们看笑话，重要的是留下口实，所以事情无论如何都得有个结果，而事情总是必然要有个结果，我不喜欢做没有结果的事情。

或许果如小苏所说，原本并不在乎面子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已开始为面子所困。——如果不能从正面解决问题，必要另辟蹊径，最终让他们不再上访，便是我当时最想要的结果：利用自己的影响，尽管这样会极大地磨损自己的影响；通过老贺，尽管这样可能会让老贺陷入困境，而且会背叛自己一惯坚持的朋友之道，但为了这个最终的结果，我已在所不辞，成功地运用了分化瓦解术。

这或许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让众多的附合者逐一放弃自己原本就不想参加的上访，从而孤立小苏，使其独木难挑，经过一番挣扎，自觉无趣，求得一句“不受打击报复”的空口许诺后，自动放弃了上访。

正是这个我最想要的结果却让我终日里惴惴不安，我认为，其中必须要有个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支持。所以，我认真地研究了小苏所说的两个问题中的另一个，便是镇党委决定收取家属院房租和水电费的事儿。

按说住房交房租用水用电交水电费天经地义，本不应该存在什么分歧，偏偏思乡镇从来没有收过，直到近些年财政吃紧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决定做出后，原也风平浪静，待到收款时，分歧便发生了。镇财政所的同志便再三解释，谁知不解释还好，越解释反而把矛盾激化了，立即就有人提出了领导们坐班车的事儿，大家一致拥护，坚持认为，只要领导们按照公共汽车的价格交车费，他们便交，否则，没门。

财政所长偏不信邪，赶去解释财政的困难。

屁话，财政困难？一年几十万的接待费，是你说的吧？没有钱，哪来吃的？

平日里口风不紧的所长被咽了回来，但凡人都有个自尊心，所长不服，欲再作解释，话立即又被“没钱，书记的轿车越换越高档，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堵了回来。

所长急了，便自作主张把财政的账进行了公布。账上记载的，除了招待费之外，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大事，而且有好多笔众所周知的收入支出账上没有记载。这也是所长欺大家不懂账故意做的假，有人不懂便会请人帮忙，所长造假的行为被识破了，更加犯了众怒。狗，天生的狗。人犯了怒，什么脏话都能骂出口。财政困难？为什么困难？还不是因为昏官吗？没有本事，为什么偏要占着茅坑不拉屎？山区综合开发？三年改变状况？那是人家镇长的功，他们去抢什么？抢臭吧。滚，滚出思乡镇，还有昏官养的狗。

所长被骂成了狗，满腹委屈，嘴里骂着什么狗屁素质，去找书记。他原是书记的红人，终日里目空一切，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边说着已流了泪。

岂料书记正因为他自作主张乱公布账目而攒了一肚子火，边骂着“窝囊废”把他免了。

那时候，思乡镇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书记拥有绝对的权威，提谁免谁，全是一句话的事儿，连文件也不用。

其实，这也怨不得某个人，思乡镇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因为镇长不敢说话，有好几位书记都是这样做的。

说句公道话，到这样的镇做书记着实不易，尤其是现在这位书记，镇里大事小事都要他亲自拍板，原也需要些霸气。书记具备这样的霸气，想着这次自己的霸气居然受到了挑战，心里便窝着火。难道反了他们不成？嘴里骂着，当即便指示由会计新提上来的所长扣工资。

凡镇里的干部都要从财政领工资，扣工资自然是一条捷径。既然书记发了话，所长自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访由此而起，更让财政所长犯难的是，众所周知思乡镇的干部经济上困难，可再困难，居然没人去领扣了钱的工资。

综合小苏所反映的两个问题，原都算不得什么大事，全是缺钱惹得祸。当然这里面也有个是非标准的问题，但由于缺钱，是非标准有时也是难分清的。譬如副职们的车费、机关干部的房租和水电费，即使工资里再加上这块，也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的三分之二。

既是缺钱，便要发展，但发展毕竟是长远之计，解决不了眼下的矛盾，即使已初见端倪的山区综合开发项目，按照协议，正式交税也是三年之后的事儿。所以，可以说矛盾偏偏发生在思乡镇即将脱困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恰恰是人们的忍受力到达极限的时候，在忍受力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们即使内心充满了希望，嘴里也是不肯承认的，因为那毕竟还是三年之后的事，必须考虑眼下的困难该怎么解决。

我便动了去企业借一点儿的念头，将来由企业自该上交的税金中抵顶，我知道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但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书记自是支持这样的做法，而且由我亲自去借，老板还是肯买账的。

钱是借回来了，而且很快花完了，但我所提出的“维持原状”的上访问题解决办法，尽管我再三催促，还是被书记的“等等再说吧”无限期地拖了下来，直至我调离思乡镇。

期间，却再无上访，部长自也没有找我大干三百杯，或许问题解决得不够理想，或许他原就是一句戏言。领导原是不该有戏言的，有人说，这是一门领导艺术，只要你保持了稳定，领导才不会去招惹那些原不该招惹的麻烦哩，可我总是不信，总盼望着能与部长再见一面，总觉得仿佛要跟他说些什么，却一直未能如愿，即使我到了县文化局，也再没有如当初那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不听领导话的人是傻蛋，百分之百听领导话的人是更大的傻蛋。

维持原状，或许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却被我那位在我调离之后接替我做代理镇长的副书记同学采纳并顺利地实现了，那些始终抗着不肯领工资的人们终于还是经不住紧缺的金钱的诱惑主动去领取了免掉了房租和水电费之后重新核算的工资，班车自然还得照发，只是少了领导和一般干部的限制，因为原先的那位副镇长因在我调离后普调一级中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副书记职位而闹情绪，许久不上班后，找关系进了城。

闻听这些消息后，我颇感欣慰，到此时，我才发觉自己其实还一直在关注着思乡镇。唯一让我闹心的，便是我曾向老贺和小苏许下的“决不秋后算账”的诺言已是无法保障，尽管我再三向代理镇长交代过，但从他那尽是难色的脸上我能够看出，他也无法做得了书记的主——老贺和小苏同一天被调去了邻镇，邻镇虽比思乡镇强了许多，却必然要遭受我初到思乡镇时所享受的待遇。

后来，作为文化局的副局长，我多次去邻镇，其意便是看望两人。两人深受感动，从他们的脸色上不难看出，两个人确比我会处，过得居然有滋有味，其中小苏还结了婚，他说曾给我发过请柬，我说不可能，他便坚持说或许是你贵人多忘事吧，或许，或许吧。

这是后话，暂不多说，且说我刚到文化局上班，便又传来了思乡镇的消息，原因是山区综合开发的几位私企老板集体来拜访我，闹着要撤资，说是自打我开头向他们借了钱，书记他们便隔三岔五向他们借款，而且态度严厉。

都说私企有钱，是，他们是有一些钱，却都投向了企业，现钱是没有的。所以，他们便不肯借，书记便命人查他们的土地手续。

他们的土地手续是我帮办的，由于受国家土地政策限制，多是租赁手续。书记又命人查他们的租赁费交款情况，由于当时引资心切，经群众同意免除了他们三年的租赁费，于是书记便以征收租赁费的名义，命他们把钱交到镇财政。他们是跟村庄签订的租赁合同，钱是不能交到镇财政的。所以，他们便找到了我。

我又有什么法呢？只能尽力地劝慰他们，缺少了权力支撑的劝慰无疑是最苍白无力的。

待他们极不情愿地离去后，我又想到了部长，便给部长打了电话，电话里部长甚是热情，一口便答应下来，说坚决帮他们。

后来，据说部长果然出了面，但已有两家企业撤资搬走了。

都是我惹得祸呀。乡丁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整个人却仍在被无奈紧紧地笼罩着，他感叹了一声，又说道，或许，我原就是个蹩脚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