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宏观政策的细节执行者

人需要众多器官的协作才能活着，社会也一样。原始社会的情况就像婴儿，需要天时地利才能发展，一旦气候变化，就被逼迫的到处迁移，奴隶社会就像儿童，已经定居但是十分脆弱，天灾[***]一来照样无力抗拒。到了封建社会，分工更加发达，有了剩余产品可以作为储备救济的存粮，就像人有了更多的脂肪可以应对饥荒一样。但是当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已经到了产生大规模的虚拟经济的时候，就像人穿上了厚厚的大衣，可以更好的分配热量，抵御风霜雨雪带来的湿寒。

每一个居民点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像读力的人一样的经济体，大城市就是大款，小城市就是一般的平民，村镇就是贫民。而决定一个村镇能不能成为大款的要素和人的发家之路也一样，在农业社会，大体就是是不是地势平坦，灌溉便利的平原河口，是不是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的天府之国或者国家重要统治中心。而到了工业社会，就增加了很多发达的条件，比如是否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是否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聚集吸附能力、是否处于海运河运或者铁路公路等交通便利的要道、是否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等等。

这些要素就像人身体强不强壮力气大不大等评价农村家庭能否依靠种地发达或当保长村长来集中资源发达变成有没有祖上传下来的的矿山，有没有足够的人脉、有没有处于交通要道上的收费站和有没有广大的后花园一样。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算有水平，但是距离穿越众的眼光就差点。城市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体层级，古代将经济层级分为士大夫之家、诸侯之国、天子所有的天下三个大于家庭的层级也不是没道理的。（家庭不叫家而叫户，古代一个大家族所有宗族内的财产都属于最高层的族长，也就是掌握贵族爵位的那个人，士大夫就是有爵位的统治阶级底层，管理的就是这个层级的经济体，其大小相当于现代一个村子或者社区）。管理者才是决定姓的因素，李冰在成都留下都江堰，苏轼到杭州留下了苏堤，一穷二白的兰考县就是老焦的带领下才变成鱼米之乡，深圳这种小渔村在决策层主动踢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才能如鱼得水飞速发展。

城市的的管理者在中国就是县令，在古代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官，其权利相当于整个地级市的全套政斧班子，一个人身兼数职可谓党政财法一把抓，所以称呼县令为百里侯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个城市的管理者的好坏决定了这个城市发展的速度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空有力气而不会经营的傻瓜绝不可能变成大款，就像一个没有好的管理者的居民点不可能变成大城市一样。

在古今中外考核大帝国的众多居民点行政官员的体系中数中国的最完备，不光有户口、财税等数据指标证实官员的业绩，还要求道德民风的朴实，还有文化指标。诉讼率不得高于多少，考中进士举人秀才的比例这些都是古代最基本的，摆在台面上的政绩。富裕的地区和文风鼎盛的地区向来都是培养官员的摇篮，所以不光在这些地区当官容易升官或者发财，就是收买士人学子的人心获得声望也便利许多。更加有利于拉帮结派，控制官员储备垄断政治资源。

中国古代有众多的朝代的朝政被有典型地方特色的区域官僚集团所把持，细节就不说了，你懂得。山东氏族成为唐代实施科举制之前最牛气的门阀也类似于此，大宋帝国最令人头疼的新旧两党之争也就是因为利益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只是流于表面，改革和保守也是随着升官发财出名等好处的倾向（皇帝的想法）而变化。这种斗争极大的损耗了王朝的元气，历朝历代的皇**不能想办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大难题。

分封制的时代，各管各的，争斗还算小，到了战国就激化了。到汉代又是实施郡国并行制非但缓和不了还总是内战，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军政分离、中央集权、改革贵族体系、推行察举制、让门阀垄断政斧职位也就被皇帝采纳为唯一的缓和斗争，形成潜规则稳定秩序的权宜之策了。

像什么王安石等人改革给下面的既得利益群体执行成害民之举的小事就不足挂齿了。

没想到门阀的胃口越来越大，土地兼并个没完，把皇帝的墙角都挖倒了几次，这些管理者只会分蛋糕，不会做蛋糕的传统是穿越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在建国之时就约法三章，不管地方官的出身，只抓穿越众希望看到的政绩，威逼利诱齐上阵，让这种**蛋的传统滚出统治阶级的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