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茶马古道始于唐代，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打箭炉（今康定），西至拉萨，最后通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全长近四千余公里，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是吐蕃和内地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

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后世长征时统计，由康定每年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可见汉藏贸易潜力之大。三期工程就是通过技术贸易和输出推广，提高西南地区的整体生产力，在运输成本下降，产量上升的农副产品贸易上解决经济不平衡的隐患。逐步推进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在彻底毁灭中原对西南不感兴趣的基础。

不过从贸易结构上看，汉藏之间的贸易是有很大失衡的。藏区和滇南进口的都是茶叶、丝绸、瓷器、五金产品等价高量少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出口的都是金属、毛皮、药材、马匹和牛羊之类的初级产品。逆差只能用贵金属和转口贸易到天竺等地利润来填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把势力和影响力打出国门的机会。为未来攻略天竺和蒲甘等地的四期战略做铺垫和准备。

道路是城市化的前提。贸易和交通改善促进了滇藏地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队、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可以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各地社会的城镇化发展。

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队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孙昌的任务之一就是提前在宋代催生这些贸易集散地中心城市。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大量人才的集中使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提前出现在康巴地区。

滇藏地区和更远的国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各个商业据点城市，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些新建的贸易据点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黄金、麝香、布匹、哈达、药材、绸缎、皮张、菜食、烟草、杂货的各个商帮等。迅速的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

被李基等穿越众命名为康定的新兴城镇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第五期工程就是将西南地区打造成南亚次大陆、吐蕃、大宋帝国和东南亚中南半岛诸国之间的中心。不过这将会是又一个百年工程，孙昌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羊苴咩城成为不亚于汴京的大都会，这也是老家在大理的孙昌为数不多的几个愿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