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

勾龙如渊轻轻一叹，一时间竟有些想得愣住了。

“勾龙大人如此说话，秦某还真就听不明白了”，秦喜看着勾龙如渊竟尔忽然住口不谈，还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心下微怒，开口说道：“既然勾龙大人也知道我大宋之富独步古今，粮草军器无物不备，包大仁所献之多征捐纳之论纯属多此一举的扰民乱政之策，方才那一大番话，却又是意何所指？!”

“秦大人，实不相瞒，在此之前，如渊心中也一直是如同秦大人这般想法”，勾龙如渊被秦喜这一句话，却也回过了神来，向秦喜苦苦一笑，摇头说道：“直至这些时日来如渊心有疑问，以御史中丞之权，令诸部御史详加探勘国中供需支出与粮草军需诸般物资等仓储明细，这才明白我大宋之富独步古今，或许不假，但若要仅以官方所存储之粮草储备，莫说是夸口无物不备，就是应付眼前这样一场天子官家与韩世忠韩帅所率领的两部相加不到十万人马的军粮辎重，都已然是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

“不可能吧”，秦喜倒还真是被勾龙如渊这句话唬了一跳，险此整个人站了起来，却是及时醒觉，望了一眼秦桧，连忙轻咳数声掩饰方才的失态，这才沉颜作色，对勾龙如渊说道：“勾龙大人，本官虽非职掌户部军储之物，然则中书舍人本为上传下达而设，本官对于国家税赋之制也自问稍知一二，近年来我大宋君臣上下励精图治，国中每年之税赋较诸建炎初年增长三倍有余，除却日用之需，都自是抽调固定份量以做军需储备，又怎会出现勾龙大人所说的情况？!莫非勾龙大人言下之意，竟直指我大宋朝堂上下官员竟尔相互勾结，虚报税赋，中饱私囊？!此事事涉重大，勾龙大人可切勿信口开河!”

秦喜虽然嘴上如此说话，但心底里头却也明白，眼前这个勾龙如渊不管这些时日来的行迹与他们父子之间如何渐行渐远，但却也决不是信口开河之辈，他既然敢这么说话，想必确实是有所真凭实据，只是秦喜一时之间，实在很难想像，这大宋之富庶繁华，无论任何人都自是可以体会得到，这些年来大宋除却武备军事之外，经济商贸无不蒸蒸日上，更是随便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事情，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勾龙如渊所说的那种情形。

除非……

秦喜方才那一闪念之间，心下却隐约冒出来一个极为可怕的想法，也就是那么一转念间，已经把他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看着秦桧嘴角丝毫从来也未曾变过的笑意，秦喜心下更是波澜汹涌，只是嘴里义正辞严地说着，借机把脸转向勾龙如渊，再不敢多望向秦桧一眼。

“国中税赋确实是连年增长，如渊还特地遣人仔细比对了朝中这几年来各州上供、留州、送使之账目明细，并没有太大的出入，而如渊手下诸方御史，这些日子来也都未敢停歇懈怠，奔走于各部院衙门及州县之间，各类情弊案件倒也查出了不少”，勾龙如渊倒是没有觉察到秦喜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事实上他第一次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想法也跟现在秦喜几乎一模一样，甚至由于身居御史中丞，职掌御史谏院，反应只怕较诸现在的秦喜还要更为激烈一些，是以他只是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但若说虚报税赋，中饱私囊这样大的事情，如渊无能，倒是未曾有所发现。”

“如渊的话，倒是将老夫的胃口也吊起来了”，一直微笑不语的秦桧插话说道：“以如渊的为人，在老夫面前，自不会虚言以对，只是老夫自问对于国之税赋了解之深，只怕大宋上下也未有人能超过老夫，对于如渊适才所言，老夫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听如渊的口气，想是已经明白这个中缘由，不妨径自道来，一解老夫心中所惑。”

秦桧在朝堂之上独相十余载，自前朝神宗皇帝元丰改制之后，罢撤有“计相”之称的三司使，就以宰相兼领财政之事，要说起国家税赋，只怕就是当今的天子官家，也未必能够比秦桧来得更加清楚明白。

“我大宋立国以来，国之财务诸策，便与前朝不同，虽说仍自是惟农为本，但却未曾如前朝般一意裁抑商贾之属，亦不曾视市利之举为不善之途，是以我大宋商贸之繁盛，实为古今以来之所未有”，勾龙如渊也不推辞，摇头说道：“如此固然造就了我大宋之岁入税赋，实创前朝未有之盛，我大宋之富庶，或可称独步古今，然则若细论其根基所在，却也与前朝不同!”

说到“富庶”二字之时，勾龙如渊语气似是略微有些不同，只是秦桧与秦喜却也未曾多有留意。

勾龙如渊当世大儒，自小便自深受儒学薰陶，自命君子喻于义，从来都视那些市利之途为小人营生，并未曾多所涉猎，也就直至前些日子职责所系，这才详加翻查了相关的账目典藉，只是他天生聪慧，虽是匆忙上阵，仍自颇有所得，也总算对于文人士子之间传颂不已的大宋的富庶繁华，有了些不同的看法。

大宋鼎盛之际，每年税入之多，确实也是有史可查的历代之中，可以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存在，纵使现在已然退守江南，只据有半壁河山，版图人口，均不可与昔时相提并论，然则经过这些年来的恢复与发展，每年国家岁入之税赋，已然完全可以比拟强汉盛唐，而未有丝毫逊色。

只是在勾龙如渊看来，这倒也未必就说明大宋国中，真的就这么物富民丰，人人安享富足了，毕竟大宋税赋之制与前朝不同，隋唐之际，国中税赋与支出，都自是采行量入为出之制，以每年实际征收上来的税赋财物的多寡来制订来年的各项支出事宜，而税赋却是按照各种标准一早厘定的，这期间自不乏有因雨雪雷暴等天灾，抑或是外敌入侵乃至宫中大兴土木等人祸妄行加减的例子，但总体来说，总还有一定之规，也就直到后来唐德宗时杨炎行“两税制”之后，才一改前习，只不过是时唐室经过安史之乱，声威已大不如前，也算不得一个可以比拟的标准。

而宋之税制，多承两税制而来，又有所变革，但两税制之量出以制入的精神，却是尽数沿袭了下来，每年都是先根据前面数个年度之税赋收入与支出情况，再制订出出今年应收税赋总额，再将此根据各种标准分配给各地州县，这原本也不失为一个使得账目管理明晰的好办法，只是在勾龙如渊所翻阅的诸般典藉之中，却往往发现朝中制订税赋标准之际，都自是以前几年度之支出量宽而订，每年税赋不断增加，更时常有些旁出之举，如靖康之变前徽宗皇帝那令得大宋天怒人怨的“花石纲”之流，劳民伤财，糜费良多，虽说看起来大宋每年税赋确是超迈汉唐，但这毕竟只是根据朝中官员制订的税赋总额所征收上来的东西，与隋唐之际那等直接反映田亩人丁增减的税赋之数，还是颇有不同，文人士子间历来所认为的的那大宋之富，独步古今，在勾龙如渊看来，恐怕个中还是不乏可以细加推敲之处。

只是勾龙如渊心知自己对于这些事情终归只是一知半解，而且这些想头不外是自己闭门造车所得出来的些许看法，终归缺乏真正的依据，要真是碰到一个内行人，只怕随口扯出些账目明细，就足以把自己唬得一愣一愣的，更不用说眼前正对着的，就是大宋第一内行的秦桧，他当然也自是不愿意去班门弄斧。

“商贾不外尽皆逐利之徒，细枝末节处不妨物尽其用，却绝不可见信，国之根本，仍在农桑”，秦喜倒是未曾再与勾龙如渊起争执，微微沉吟道：“只是本朝虽有王安石以新法蛊惑人君，欲借朝堂之力与民争利，引来新党旧党争执不休，然则南渡之后，幸赖天子官家英明，拔乱反正，这些年来已然尽弃新党之学，商贾之流或有不少富甲一方，坐拥万金，但在朝堂之上经世致用者，仍只能是圣贤教化，天理流行，只不过因为这些贩夫走卒之辈，亦是大宋子民，对于税赋一项，也不无裨益，是以才不曾严加管制而已，勾龙大人所言的‘根基’二字，未免有些过于危言耸听了。更何况，这却又与勾龙大人适才所说的问题有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