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明朝采用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开的税收，地方税收都在当地政府就地支取，这使得地方官吏想尽办法中饱私囊，隐瞒、虚报、欺骗税收。

这使得明朝的税收没有到达国库，绝大多数都进了士绅阶层人员的手中，也就是所谓的“藏富于民”。

因此导致的结果是大明户部国库里的银两可能还比不上一个江南大财主的小金库，这使得大明每遇到天灾战祸国库都捉襟见肘，而那些江南士绅商贾却富得流油，每次向朝廷捐献的银两都有数百万两之巨，可谓既占了便宜又落了一个好名声。

明朝的财政之所以会陷入窘境，归根结底与明太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洪武皇帝可谓是历朝历代出身最为贫贱的皇帝，虽然在元末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但因为他出身的局限性，使得他的思想带有严重的小农意识。

由于这种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洪武皇帝极度重农抑商，在他的眼里或许根本不该有商人这种不劳而获的阶层出现，而他的理想国度是男耕女织，丰衣足食。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种小农意识的局限性，当初修建南京宫殿的时候每一个块砖石竟然都是从各地烧制好后再运到南京，耗费巨大，而洪武皇帝却没有想过在南京修建一个砖厂，就地供给砖石。

洪武皇帝对商人的打压堪称历代之最，除了禁止商人穿丝绸，而且还不许商人子女考取功名，直到永乐年间才逐渐取消这两条限制。

除了对对商业大力打压外，洪武皇帝由于蔑视商人，故而自然也不重视税收了，因此所制定的税收以农业税为主，明初的商业税是30税1，也就是3。33%的税率，现在看来完全就是不可思议之事，结果自然白白便宜了那些商贾。

由此一来，明朝的海外贸易也深受影响，在各种因素的纠缠下实行了海禁，使得明朝没有了唐宋之际万国来朝的盛况，每年损失大量的海关税收。

而宋朝的税收收入远高于明朝，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比明朝系统的海关税以及商税，南宋时农业税除了两税法所交的税收外，朝廷还以各种名目强迫农民交税，农民的负担远比明朝时要重。

不仅李云天，年轻的宣德帝也非常清楚大明中央和地方分开收支的弊端，势必造成大量的财富从国库流向士绅阶层，可现在他却无能为力。

并不是宣德帝不想改变大明的税收体系，而是此事事关重大，不仅要改了洪武皇帝的祖制，而且还触动了大明文官集团的核心利益，必将遭受到文官集团的反对，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想想明朝夏冬两季地方官给京官的炭敬和冰敬，说到底就是来源于地方财政税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络，触之必将被文官集团群起攻之。

这也是明朝之所以对贪腐惩处极重但还是有众多官员以身试法的原因，除了人性的贪婪外，根源其实就在大明的税收体系上，给予了那些官员上下其手提供了便利。

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也没有轻易拿大明的税收体系开刀，更何况登基不久君威尚浅的宣德皇帝。

李云天知道，为了大明将来的发展，大明现行的税收体系必须要改变，否则长此以往朝廷势必因为国库空虚而被士绅商贾阶层所制约，有百害而无一利。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永乐帝在位的时候，有御史弹劾两淮盐道徇私舞弊，暗中售卖私盐牟利，希望永乐皇帝彻查。

不过，永乐帝数次亲征江南的盐商都捐献了大量的银两以作军资，故而永乐皇帝将这道奏疏给压了下去。

因此，趁着这次来交趾的机会，李云天决定在交趾这个偏远之地实行新的税收体系，将税收收归国有，由中央户部再往下拨付，由于山高路远朝廷里的那些官员们可就鞭长莫及了。

再者说了，李云天手握交趾军政大权，他要以与叛军交战在交趾实行军事管制为名来推动新税收体系的实行，朝廷里的官员将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这也是宣德帝将交趾和广西军政大权都交给李云天的一个重要原因，宣德帝希望李云天能在交趾和广西率先实行新的税收体系，进而在全国推行开来。

李云天为了在交趾实行新的税收体系，首先顺应时势取消了交趾的田赋和丁税，使得明军所控制州府的财政大权集中到了交趾布政使司的手里，由交趾布政使司往下拨付，其次就是在云屯市舶司明确了中央户部和地方衙门各占一半的税收。

这里的地方衙门指的是大明的十三个布政使司衙门，算上交趾布政使司的话就是十四大布政使司。

李云天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推行新的税收体系，而且还要构建大明新的财政体系，从目前大明的现状来看可谓任重道远。

对于李云天来说，他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宣德帝的支持，宣德帝要想在臣服朝中的文武百官，像洪武皇帝一样君临天下的话，需要李云天来为其冲锋陷阵，在朝中建立像洪武皇帝一样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