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宁巡抚王化贞本应受经略节制，可惜朝堂上掌权的东林党都支持王化贞，再加上兵部尚书张鹤鸣又与熊廷弼语多不合，关系非常紧张。

这使得张鹤鸣暗嘱王化贞不要受熊廷弼节制，有事直接上奏朝廷，进而架空了熊廷弼。

这就使得王化贞在广宁手握重兵，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手上却无一兵一卒可以调遣。

因为有东林党撑腰，王化贞行兵布阵时一意孤行，任意调遣军队，任意采取军事行动，根本不与熊廷弼商议，使得熊廷弼无所事事。

当然了，在李宏宇看来熊廷弼也有过错，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在王化贞逃出广宁时他没有听从参议邢慎言急救广宁的建议，而后又没听从王化贞退守宁远前屯的建议，而是放弃辽西大片土地，沿途焚毁村寨，尽迁辽西难民入关。

不得不说，熊廷弼当时面临四种选择：

一、冒险急驰广宁，趁后金犹豫不前不敢进城的时机利用自己的声望重新招集队伍，斩杀降将，组织军民闭城固守。

二、在右屯就地驻守，招集散亡，组织力量，构筑工事，在右屯与后金对决。

三、退守宁远前屯，经营守备，抵御后金对整个辽西地区的占领。

四、放弃辽西大片土地，毁坏城堡，烧毁粮刍，护送民众退入关内。

非常可惜的是，熊廷弼选择了最后一种方案，并没有尝试守住辽西。

或许，这可能是他先前受到排挤而心灰意冷有关，故而采取了消极应对的办法。

不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熊廷弼一贯用兵谨慎，如果采取前面三种方案的任何一种，虽可冒死与后金一战给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要想取胜，阻滞后金的进攻实在是不太可能。

此时的明军兵败如山倒，将领逃命，士卒溃散，无一人有心恋战。

再加上广宁城内情况异常复杂，许多将领不愿再战，都在作投降后金的准备，这使得孙得功成功控制了城中大部军队，民众也为保性命逃走的逃走，没走的也准备投降。

而后金为胜利之师，军威大振，士气高昂，兵锋锐不可当。

如果拚死一战，兵败身死并不足惜，还可赢得个英雄烈士的美名，然而辽东明军将损失殆尽，百姓将惨遭屠戮，军械物质将尽落敌手。

显而易见，后金不缺土地，缺的是人口与物质，所以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尽快转移百姓与物质，毁掉城堡，保存军队，什么都不留给敌方。

后来也确如熊廷弼所料，敌因占领辽西后战线过长，无人可守，无粮可资，不得不弃之而去，引军退回大凌河以东。

这才使得袁崇焕得以在宁远锦州建立坚固的防务。

所以，李宏宇心中也认可熊廷弼当时的决断，虽是一场大败退，但其意义却不在意于一城一池的争夺，而是以保存自己，不给敌人将劣势化作优势的机会为目的，实在是明智的决断。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保存下来的军队后来也成为袁崇焕抗击后金的中坚力量。

而且，在后金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熊廷弼能从容不迫将残军和百万民众顺利转移，未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一件武器，从中可见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当然了，当大明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中，熊廷弼此举绝对是贪生怕死之举，在历史上也成为了他被砍头传递九边示众的主要原因。

确实，熊廷弼有性格上的缺陷，性情刚愎，气量狭小，好骂人，睚眦必争，与朝中许多大臣不合，导致经常受到攻击，事事都被掣肘，性格的缺陷是酿成他悲剧命运的一个原因。

然而，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明朝的体制与制度，其言官议政体系成为了党同伐异的工具，各派系利用言官彼此攻讦，相互揭发，从而达到控制官员的目的，故而明代党争最激烈。

熊廷弼前两次经辽，皆因为言官挟私报复，妄加弹劾，致使他被罢黜，使本以恢复的辽东形势遭受重挫。

最后一次，广宁溃陷则同样跟朝廷过多干预前线军事有关。

其实，战场上的形势，转瞬即变，朝廷应给予前线指挥官充分的权力。

而且，朝廷却处处掣肘，致令经抚失和，好的战略战术得不到贯彻执行，岂有不败之理？

据李宏宇所知，由满清修编的《明史》称熊廷弼有盖世之才，他虽未死于战场成为千古追悼的英雄，但死于屑小之手反倒更衬出其死得冤屈，也更增添了他英雄之气。

李宏宇与袁崇焕越聊两人的心情越失落，辽东局势在短短三年间就逆转了形势，由大明的领地落进了后金之手，实在是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