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明军丢了沈阳和辽阳后，年轻的天启皇帝在辽东战事上已经失去了对文官集团的信任。

为此，天启皇帝让魏忠贤派出宦官前往山海关搜集情报，并恢复了嘉靖年间被辅夏言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废止了文官监军制度。

这等于绕过文官集团建立了一套通过太监来掌控军队的系统，预示着宦官的重新崛起，把魏忠贤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面对天启皇帝的这一系列举措，文官集团自然要大力反对了，不希望被年轻的天启皇帝压制住。

为此，文官们选择了一个拿手的办法，那就是充分挥了他们作为文人的优势，开始大肆编造不利于天启皇帝的谣言，污蔑天启皇帝每天沉溺于木匠活儿不理朝政，使得朝政被魏忠贤这个阉人把持。

不仅如此，还说魏忠贤和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勾结，暗中使得后宫怀孕的妃子堕胎，不让天启皇帝有后代，进而把宫外已经有身孕的女人送进宫来生太子夺取大明江山，乃至怀疑天启皇帝跟客氏关系暧昧。

更有甚者竟然说魏忠贤没有阉割，想要自己当皇帝等等，在李宏宇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李宏宇其实完全理解天启皇帝启用太监监军的苦衷，天启皇帝登基时后金还被阻挡在边墙外面，可仅仅两年时间就使得明军退守辽西，兵锋直指山海关。

这使得天启皇帝已经不再相信文官集团能击败后金，事关大明的江山社稷，他自然要启用身边的内侍，要不然关外危亦，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全。

从李宏宇所掌握的情报上来看，魏忠贤并没有辜负天启皇帝的信任，天启三年大明的税改就是他与内阁辅叶向共同高完成的，其主旨有两个，减免田税和增加杂项收入。

这次税改，在维持万历朝每亩加派九厘的税制下对贫困地区的百姓减免加派赋税，减免了近两百万两的税收，进而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

由于这次的减税，使得大明的财政预算出现一百六十四万两的缺口，因此就有了增加杂项收入。

据史料记载，天启三年的杂项收入总共有一百八十一万两，而天启元年只有可怜的十一万六千两。

值得一提的是，杂项的征税主体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大明的既得利益阶层。

例如，“优免丁粮”、“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和“马夫祇候”是对特权阶级征税，约七十五万两，而“房产税契”和“典铺酌分”是对资产征税，约四十万两。

仅仅以上两项就是对国库每年增加税收一百一十多万两，其他的还有盐税关税等商业税收，也增加了约四五十万两，这足以填平因为减税所带来的财政缺口。

按照史料，天启元年的实际杂项收入是十一万六千两，天启二年为六十八万九千两，天启三年为一百零一万两，天启四年降为五十万两。

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杂项收入一直保持在一百二十万两的样子。

之所以天启四年杂项降到了五十万两，而天气五年又升为了一百二十万两，自然与东林党有莫大的关系。

京察虽然是在天启三年举行，但结果却是在天启四年出来，历史上齐楚浙三党是“尸横遍野”，哀鸿一片，东林党的权势达到了一个巅峰，自然抵制杂项的征收。

所谓盛极而衰，接下来东林党受到了天启皇帝的重手打击，杂项征收随之恢复到了先前的水平。

事实上，对于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明而言，一百多万两的杂项征收其实并不多，并不是东林党人口中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这也是东林党人为何恨魏忠贤的原因了，魏忠贤单单在杂项一项上就给朝廷找来了一百万两银子，并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至于叶向高，由于他是东林党的党魁，东林党人自然不可能攻击他了，因此把矛头一致对准了魏忠贤，把魏忠贤说成是贪婪弄权的贱人，非常之不堪。

叶向高之所以会赞同这次税改，是因为他是东林党中的温和派，这也是为何天启四年“东林六君子”事件后叶向高能够从京城全身而退的原因，天启帝对其也是礼遇有加。

在李宏宇看来，京城的局势现在是一团乱麻，他想理都理不清，唯有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