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应泰是东林党人，故而随着东林党在朝中的崛起得以委以重任，天启元年五月袁应泰兼了右佥都御史的职衔前去辽东代替齐党党魁周永春担任巡抚。

随即，八月份熊廷弼回京述职，袁应泰成为了代理辽东经略。

据李宏宇所知，袁应泰担任代理辽东经略后给朝廷上疏：“誓与辽东相始终，更愿文武诸臣不怀二心，与臣相始终。”

为此，天启帝对袁应泰进行嘉奖并赐予其先斩后奏的尚方剑，袁应泰持剑斩杀了贪财的将领何光先，并罢免总兵李光荣及以下十余人，为收复被后金军攻占的抚顺城做准备。

李宏宇在被刘海鹰劫掠之前，得到的最后消息是袁应泰向朝廷上奏，准备集结十八万明军进攻抚顺城，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拿下抚顺城。

一直以来，李宏宇对于前线将领作战之前必须把作战计划向朝廷汇报，得到朝廷的允许后方可用兵的做法颇有微词，可谓是深恶痛绝，战场上的战机稍纵即逝，等到朝廷批复下来的话黄花菜都凉了。

但这是朝廷的定制，李宏宇纵使无奈也要遵守，是朝廷为了牵制在外统兵将领的一种措施。

尤为重要的是，打仗所需的兵力和物资需要朝廷来调配，这使得在外统兵的将领不得不向朝廷进行汇报。

当年如果不是李宏宇借助了蒙古兵和女真叶赫部士兵外，他要想打铁岭之战谈何容易！

在李宏宇看来，袁应泰精明能干，否则东林党也不会让他去辽东担任巡抚，但用兵非其所长，毕竟他乃文人出身，不通军事，身上还有着浓厚的书生意气，根本就不是统帅之才。

例如，熊廷弼在边防时执法严格使得部队军纪整肃，而袁应泰则歹人宽宥，并更动了往日熊廷弼制定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失之以宽。

这次福州之行，李宏宇不仅得知了袁应泰罢免了总兵李光荣等十几名总兵、副将之外，还有一件令他倍感郁闷的事，那就是袁应泰竟然接受了先前背叛大明投靠后金的叛将和叛兵，并且招降了很多蒙古人。

李宏宇在辽东待过，自然清楚经过萨尔浒之战后大明在辽东缺少经验丰富的统兵将领，故而重用了李光荣等辽东将领，有效抵御了后金军。

如今，袁应泰竟然一口气罢免了资历深厚的李光荣等统兵大将，新换的将领先不说能不能服众，单单对后金军的了解就不如袁应泰等人，一旦开战必定吃亏。

至于接收叛将和叛兵，李宏宇认为这也并无不可，毕竟这些人都是大明的人，招纳也无可厚非。

可袁应泰竟然把那些叛将和叛兵安置在沈阳城和辽阳城，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天知道那些人是不是前来做后金军的内应的，对于那些叛军的节操不能用常人来视之，应该将其安置在后方，兵将分离进行整编。

虽然有一句话李宏宇觉得不合适，但面对袁应泰招降蒙古人，并把他们也安置在辽阳和沈阳一事，他还是要说出来，那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袁应泰作为读书人应该听说过这句话，蒙古人与大明正处于交战时期，并且随着后金的强大不少部族跟后金交好，此时把蒙古人放进辽阳和沈阳，简直就是在城里安置了一颗大大的定时炸弹，保不准什么时候就炸开了。

况且，辽阳城和沈阳城里本就生活着不少蒙古人，再把招降的蒙古人放进去，一旦有事的话将很难掌控。

袁应泰之所以招降那些蒙古部族，是因为漠南蒙古左翼诸部遭受了大灾，很多灾民越过大明在辽东的边墙到关内乞讨。

如果换做熊廷弼，不一定会在与后金对峙的紧要时期招降那些蒙古人，即便招降了也会分开安置，而且不会把他们放在沈阳城和辽阳城里。

不过，袁应泰则有另一番想法，认为不救那些蒙古人其必将投靠后金，招收他们后可增加兵员，因此力排众议下令招降，于是前来归顺蒙古人众多。

袁应泰为了显示对那些蒙古人的优待，将他们安置在了沈阳和辽阳两座军事重镇，或许是想对这些人进行控制和监视，可谁成想却收到了相的效果，有的蒙古人暗中在城里抢掠，使得居民深以为苦。

因此，辽东官员对此议论纷纷，认为招降兵过多可能暗中被敌人利用，也可能间杂着敌方的探子作为内应，有叵测之祸。

不过袁应泰却觉得用蒙古兵抵抗后金军是一个上策，毕竟李宏宇当年在铁岭击溃了后金军就是借助了蒙古人的力量。

恰好，在辽东众官员是否把蒙古人安置在沈阳和辽阳两城时争论不休时，招降的一些蒙古人在明军和后金军的三岔儿之战时作先锋，战死数十人，袁应泰以此为理由平息了议论，继续推行他招降蒙古人的策略。

李宏宇对袁应泰此举感到非常无奈，袁应泰没有分清楚蒙古诸部之间的区别，还以为蒙古人跟大明一样，蒙古诸部之间对于后金之间的态度可截然不同，李宏宇之所以成功是从林丹汗那里入手，动用了与后金军保持距离的内喀尔喀部蒙古兵。

而翻越边墙进入辽东的蒙古人主要来自与后金交好的科尔沁部，把那些人放进辽阳和沈阳是一个巨大的败笔。

可话又说回来了，李宏宇现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小琉球，对辽东战事是有心无力，唯有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