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要去镇上买鞭炮,批发街要比村里便宜。
下午的时候,房长安正在院子溜达着里面看书,房禄生推开院门进来,笑着招呼,又进屋与房禄军说话,房长安在院子里也听着。
房禄生先是寒暄客套,像是有什么话不大方便说的样子,好一会儿才提起正事,是催房禄军打牌欠的钱方不方便还。
房禄军出去三个月,挣了两千多块钱,期间往家里寄了有七八百,花了八百多买电视,又把打工前从老爷子那里借的钱还了,手头并没有剩下多少钱,接下来要过年,还要准备三个孩子的学费,给不出钱。
他们牌桌上借的钱,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尽量不让家人知道,房禄生走后,房禄军的心情明显就不大好,看了会电视,就溜达着出来了,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进屋去找从容,问家里还有多少钱。
房长安听见老妈沉默了一会儿才问:“你欠了他多少钱?”
如果房禄生不来这一趟,从容这么问房禄军大概是不会承认欠赌债的,这会儿也是沉默了一会儿,才用不在意的语气说道:“一千多,不到一千五。”
房长安知道老爸肯定没说实话,欠的肯定比这个多,但压缩到一千多,说明顶天也就三千,远远达不到前世房禄生说的八九千的程度。
他站在院中没有说话。
随即听见老妈低声道:“家里没钱了,有几百,我留着明年给长安他们三个的学费。”
似乎迟疑了一下,又说道:“长安之前在镇上卖包子,后来他班主任的老公不是用这个法子做生意了嘛,给了两千块钱,长安给了我五百,还有一千五在他老师那里,让人家帮忙买了股票,你要是要还,让长安跟他班主任说说。”
房禄军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道:“什么生意?”
“就是专门给学生送包子,卖早饭,人家觉得是长安想出来的注意,觉得不好意思。”
房禄军不满地道:“那也不能要人家的钱啊。”
从容道:“人家赚的比这个多,不用你替人家操心。”
房禄军一下子恼火起来,提高了声音怒道:“哪有这样拿人家的钱的?这成什么了?给人家还回去!”
“成什么了?你说成什么了?”
从容本就因为房禄军欠赌债的事情心里憋着气,见他发火,也跟着恼了,“这是长安想出来的主意,人家靠这个赚了钱,说起来谁亏了谁赚了?没有这些钱,他连明年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
“他爹还没死呢!我砸锅卖铁也把他学费给他凑出来,能少了他的怎么着?啊?我还没死呢,用不着我儿子拿别人家的钱!”
房禄军其实并非接受不了“对方占用了发财的主意而给钱”的逻辑,而是他本身脆弱而敏感的作为父亲的自尊难以接受,加上因为房禄生来催债,本身也觉得羞恼,两件事情一激,恼羞成怒,习惯性地用吵架来发泄情绪。
房长安正要过去劝架,东屋又听妹妹喊道:“大哥,你的电话!墨墨姐姐又找你!”
房长安有点奇怪,不过还是走过去接电话,这个过程中听到西屋爸妈的吵架声都停了下来。
“喂?”
“房长安,我跟爷爷和叔叔他们说了,他们都同意了,让那个常叔叔去上电视。”
沈墨语气透着一股轻松和喜悦的味道,显然原本爷爷跟叔叔吵架,她也觉得烦恼。
房长安笑道:“这是好事啊。”
“嗯,我也觉得,你好厉害啊。”
“我又没做什么。”
房长安曾听常超提起过沈葆国和常超之间的过节,并非什么大事,立场、意见不同,加上常超年轻气盛,与沈葆国发生了争执。
两年前常超有过一次升任所长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县里考虑到他性格不够稳重,难以处理好与镇上关系,就搁置了。
沈葆国对几年前的一次小冲突未必会耿耿于怀,但时日一久,不论他是否在意,只要没有表态,在旁人眼里就是隔阂。
常超找沈诚言,或许就有这这方面的缘故,而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沈诚言对常超印象大为改观。
另一方面,沈墨的大姨,很可能就是她舅舅的姐姐或者妹妹,而且是市电视台的,人家要来采访,又不是什么坏事,毕竟是当场抓获了歹徒,完全可以忽略“有人抢劫”而只宣传正面的积极意义,沈葆国没有理由拒绝。
一旦常超以“当场抓获歹徒”的英雄形象出现在电视台,对他个人而言毫无疑问是一次巨大的机遇,沈葆国一把年纪,不会不懂冤家宜解不宜结的道理,哪怕退一步说,示恩于人这种小手段,他绝对不需要人教的。
如此一来,双方握手言欢,怎么看称得上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情,再往大了说,对市里、镇上,乃至于学校,都是有正面宣传意义的。
房长安对于人情世故多少有一些了解,想明白这些,并不意外沈葆国会同意让常超露脸的事情,笑了笑又问:“你打电话来就跟我说这个吗?”
“嗯。”小姑娘在那边点了点头,“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报纸的记者,那个记者说,希望给你做一次文字采访,你要是不愿意被人知道,可以不用真名,问问你愿不愿意。”
“如果我接受的话,你也来嘛?”
“来呀,我还没见人采访过呢。”小姑娘语气颇为兴奋。
房长安笑道:“那行,我接受。”
“真的?”
“我骗过你吗?”
“嗯……现在还没有。”
小姑娘因为他的态度而感到开心,故意想了一会儿才回答,随即欢喜地道:“那我先挂啦,马上就过去。”
“好,我在家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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