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的实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危机，缓和了政治危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给处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线曙光。

但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后，一条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与秦国商君人亡政未熄的结果不同，万历皇帝朱翊钧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革新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面，张居正和神宗天然对立。

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下令抄其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险遭鞭尸，连家人都未幸免。同时下诏书大骂已经去世的张居正是“谋国不忠”的“大奸”“恶贼”！

人亡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喊冤。

直到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二年(1622年)，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但复官而不复政，朱明之亡，时也？命也？

非也！老朱家自己作死，怪不了旁人。

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加派“辽饷”，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后三征，即每亩征银九厘，超过农田正常亩产的一半，每年强征银五百二十万两。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明朝宣布“辽饷”亩再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明朝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明朝加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三大军饷每年向农民强征白银多达两千万两，超过正常赋税数倍，天下农民倾家荡产，饥寒交迫。

自万历之后，明朝败相已显，各地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最终星火燎原。

赋税日益加重，天灾人祸不断，乡绅豪吏不断盘剥压榨却变着法子的不用交税，没看错，权势之家们是真的不用交税。

洪武朝之后，官员们优免税赋的口子就越来越大，从京官到地方官再到但凡有点功名的读书人，年代越往后，政策越宽。

例如正德年间，一品官员优免额度为四百亩地，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则达到了一万亩。理论上来说，正德时的一品官员四百亩地额度并不多，但是架不住人类在钻空子这方面“智慧无穷”，最终限额基本上就是个摆设，更何况此时已是明朝末年。

此时的小冰河气候不只是流于纸上，极端恶劣的天气频繁出现，甚至江南地区，乃至广州、福建都开始下雪，尤其是北方地区，往往农民颗粒无收。这种情况下的农民一旦某一年没有收入，只能选择卖儿鬻女。

在此期间，豪富之家只需寻得靠山将家中土地挂靠了事，独独小民承担重税，养九州亿万之重。

而这样的小冰河，气候并不仅仅一两年，乃是一直持续到明末这几十年间未曾消退，被这样极端天气反复蹂躏的普通农民，纷纷走向破产。活不下去的农民，或饿死或揭竿而起，于是大明王朝内地，流民遍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末日景象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在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下，土地兼并也在明末达到了有明一朝的最顶峰。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已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走上餐桌，拿起刀叉对准小民，目标直指他们最值钱的东西——土地。结果不言而喻，大多数的农民相继丢失土地，或被迫、或主动的成为佃户。

顾炎武便在《日知录》卷十《苏淞二府田赋之重》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

此时的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总是能心满意足，如此盛景可谓是“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

皇室勋戚和大臣的庄田，在嘉靖年间(1522—1566)达到20万多顷，分布在各个省份，占当时纳税田亩总数的二十分之一。至于占地几万亩几千亩的地主多如牛毛，如万历时(1573—1619)南直隶有占田7万亩的大地主。

湖南桂阳也有半数土地为几家邓姓地主所占尽。《桂阳直隶州志》记载：“邓仁心者，崇祯时诸生，弟仁恩为国朝诸生亦居州北；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可见邓氏家中之地广！

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戴澳曾作一词如下：

袅袅秋风凄卫水，归舟一叶秋风里。短发未梳眠乍起，三十里，快帆亦会归人意。

漫说东方饥欲死，白粮连舫趋燕市。三老相逢作吴语，空索米，长安半是侏儒耳。

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阶级，看到的景色自然大不相同，当时浙江奉化一县的土地，戴澳一家占了一半，自然能轻易说出“漫说东方饥欲死，白粮连舫趋燕市”这样的话语，如此言语和那句有名的“何不食肉糜”真是不相伯仲。

没有人会将刀砍向自己，没有人会背叛自己的阶级，戴澳同样不例外，漫说是戴澳，哪怕是21世纪的人类文明最鼎盛时期，同样没有几人会背叛自己的阶级，敢于这么做的，付诸行动的，才是儒家所说的“圣人”。

ps:《论贵粟疏》，西汉文帝时期名士晁错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