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冉明弄出了一个虚张声势的火,成功拖延了晋军的截击,可是他们仍处在晋朝的控制范围之内,大量百姓,举家迁移,除了水路的速度稍快一点,特别是经陆路,距离长江沿线纵深较大的地方,迁移百姓仅能以每天四五十里的速度前进。
可是冉明万万没有想到,褚蒜子会忍下口气。
早在冉明的计划之初,就开始布置密集产业生产方向。
冉府议事大厅,此时外围已被麒麟卫秘密控制,周围根本不能近人,此时冉明负责召开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无不以农为本,为何?”冉明反问道?
在场的众人虽然都识字,见识也不算不广,可是真正有见识的还是豪强出身的薛陶。薛陶有意在冉明面前好好表现,就出声道:“国以农为本,固因为粮食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为百姓图富教,为国家谋久长非重农兴农不可!”
冉明道:“诸位皆是富可敌国之人,为何在社会地位上不如一老农?”
士农工商是古代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即读书为先,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人最后。由此可见,在封建时期,商人是最没有地位的。
陈应不解的道:“应不才,请殿下示下!”
冉明道:“很简单,不外乎两字贡献!”
“贡献!”
众人私下议论起来。
冉明道:“以往农税几何?商税几何?”
“汉高祖创立大汉皇朝,定下什五税一的税制,而商税则是三什税一。”
既农民税收是十五分之一,商税是三十分之一,农民实际上要承担负担往往除了农税以外,还要有徭役和外加百分之几十不等的强征购。
整个封建时代,农民的负担基本超过六七成,甚至更多。而士族名下的田地则不需要征税,所以很多自耕农,往往不堪重负,愿意把自己的土地送到士族名下,用来逃税。
冉明道:“商贾地位不低,倍受歧视,根子就是这上面,孤王曾向陛下谏言魏国农税以三什税一,商税则征以什税二。诸位还多有抱怨,难道诸位不想自己从今往后,不再受世人歧视,可以和士人、农一样,位列朝堂?征税,并非是要逼迫大家破产,所以这税制,必须在所有人的接受范围之内,可是又不能太低,导致朝廷无钱可用,无粮可调。此外,征取税赋,只怕并不容易,就会有两个问题,其一,瞒报,想来诸位也不是省油的灯,那些兴办工坊的商贾若是让你们自己包每年的盈余,朝廷再在这上头征税,想来诸位,所报多有不实。”
可以说,在这个时代收税不但不专业,不光是商税,就是农税完全是胡搞,全凭地方官的心意。
另一方面,大户人家地方官不敢碰,这些世家大族在本地根深蒂固,动了一个,就有几十数百个人跳出来制造舆论或者和上头的亲朋好友打招呼,就算不能弄死你,至少也能搞臭你。
冉明继续道:“这个税赋,其实并不是死的,孤可以根本各位的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可是以后呢?孤王总会有老的那一天,到时候怎么办?所以孤有就留下制度的想法。这个制度要怎么订?当然,也不仅依靠那些官员,指望他们,还不如指望母猪会上树!税赋制定,必须依靠各位,而各位必须有参政议政的权力!”
冉明这是给他们画了一个更大的画饼。
商贾的政治地位极低,除了商贾出身的吕不韦,以大秦丞的身份参于政治以外,其他商贾根本无政治无缘。
冉明极力推动商人参政,主要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牵扯有点广,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可是说对外关系都是以安抚为主,特别是对外战争,宁愿割地赔款,也不愿自卫反击。这是中国人民苦不堪言的血泪史。冉明仔细的查阅各种资料,最终发现,国人厌战,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儒家仁义,也不是没有血性,而是利益问题。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士人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中坚力量集团,他们把持朝政,自然是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要知道士人的利益,主要就是田地和赋税。
只要发动战争,就需要征召粮食、农夫、没有农民,这些士族、大地主损失是巨量的,这些都是无偿的,这就等于在士族身上割肉。有道是针不扎谁的肉,谁不疼。战争让士族是感觉肉疼,他们自然就会尽量选择免战,以减少损失。他们的损失虽然小了,可是国家的利益损失,却大了。
冉明找到了国人厌战、缺少血性的根源,很自然的就找到了应对之法。那就是让商人参政,如果商人当政,或者在朝堂上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就会像后世美国那样,为了军火倾销找市场,或者是为了积压商品找倾销市场,就会一次一次发动战争。
战争说穿了,打的就是打经济。打的就是国力,国家资源都掌握在保守的地主手中,这是国家的悲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实在让人痛心。
冉明就感觉,魏国要想发殿,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换一种思路。商贾政协,是唯一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