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京，皇宫。

雍太皇帝正在心中默念着贾芸跟前呈送上来的奏折，眉头则是逐渐地深深皱起，许久之后才呼出一口长气，望着贾芸说道：“你的奏折，朕看了，很喜欢。”

不过，雍太皇帝立刻就话锋一转，说道：“只是这太上皇当年因体恤民间疾苦，曾经下过一道旨意，永不加赋。”

贾芸闻言奏对道：“皇上，这富者田连阡陌，穷奢极欲，竟少丁差，贫民则无立锥之地，反多徭役。太上皇的本意是爱惜民生，不劳民力，可是落到地方上去则并非如此执行，反倒是百姓苦不堪言，富者官商勾结，从而逃脱王法的约束，越发腐败贪污，还望皇上明鉴啊！”

雍太皇帝闻言则是陷入许久的沉默当中。

他自然知道这丁银的编征自始至终就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太上皇初年，曾任直隶灵寿县知县的陆陇其就曾对此事请奏，曾分析说：

“查旧例，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

“无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

这种户丁编审中的虚报和浮夸之风在很多地区都存在。

而官员绅们则是利用优免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托为客籍以为规避，而丁银项目仍然存在，结果便全部都落在贫苦农民的身上。

其中在实行人丁户口等编籍审制的地区，出现了利用户籍、人丁等进行放富差贫的现象。

如山东曹县，“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结果“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皆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

这样一来，一方面，官府衙门为追求溢额在编审时多行虚夸；

另一方面舍富就贫，丁银溢额增多的结果便是使中下层民众承担起更多的丁银来，饱受“代纳”和“包赔”之苦。

这样一种丁银编征，使得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对于丁赋的征收来说，其结果是“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

一小部分的人，越来越富。

大多数人的人，越来越穷。

穷富极端分化，必定会激发民怨。

亦是封建朝廷周期性数百年毁灭又重生的根源症结所在。

只要百姓还能够混一口饭吃，不至于真的活不下去，他们便是最为安分守纪的本分人。

若是他们连自己都活不下去了，那么当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出来的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则必然就是所有封建王朝的催命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