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工农红军咄咄逼人的兵锋，阎锡山只能将开赴陕北“剿共”一线的晋军二个主力师调回山西，在晋西一带投入战斗。同时，又在兑九峪、阳泉曲一带集结兵力，试图依据吕梁山隘要塞，阻拦红军前行。3月10日，两军在兑九峪遭遇。红军原计划将晋军杨效欧所部(约4个团的兵力)放进兑九峪后，集中了2个军团的住力，从左右两翼聚而歼之，但由于口张得太大，阎锡山又不断派兵增援，结果打成了胶着战。激战竟日，晋军增援陆续抵达战场，总兵力达3个步兵师又1个炮兵旅、14个团之多。在毙伤晋军的两个半团之后，红军即主动撤出战斗。

兑九峪战役之后，红军东征指挥部决定改变战术，兵分3路，一边宣传发动群众，一边大力筹款扩军。3月中旬，红军东征兵团所属各部开始行动。**亲率红军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作为中路军转战于交口、石楼、隰县、永和，牵制晋西方面晋军主力。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在介休、灵石等地掩护右路军的红一军团突破同蒲铁路，挺进汾河流域之后，即挥军北上，从孝义、介休、汾阳、平遥之间，直插文水、交城，前锋进至晋祠、古交，并派出骑兵部队奔袭太原机场。

红军骑兵突然进逼太原，令坐镇省会的阎锡山慌了手脚，他急忙命令晋军七十师师长、预备总队司令王靖国指挥所部加强太原城防，同时命令正在晋西隰县、石楼一带尾追我中路军的第七十二师李生达所部兼程北上，尾随红十五军团赶往太原方向，作“决战太原”的准备。但这一布署却恰恰中了**的“调虎离山”之计。

红十五军团在太原城下兵锋一转，经静乐、娄烦转战到岚县、岢岚、兴县地区，掩护红二十八军从罗峪口渡过黄河，楔入晋西北地区。在兴县康宁镇将晋军二○七旅温玉如所部一举击溃，和红二十八军在临县白文镇胜利会师。而日益捉襟见肘的晋军只能令第六十六师杨效欧所部的第一九六旅前来堵截，结果在师庄、三有庄、大石头村一带与红军发生遭遇战。担任前卫任务的晋军第三九二团被全歼，团长郭登瀛被俘。

**在红军总部保卫局驻地—康城亲自接见了郭登瀛，坦率地提出了我军东进抗日的三点要求，请他代为向阎锡山转达。这三点要求是：第一，在绥远让给红军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难以实现，就来采取第二套方案：在雁北让给红军一条路，以便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第三点是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我们**打第一线，打败日本后，再进行民主选举，成立联合政府。希望郭登瀛他回去之后动员和说服阎锡山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临行前，**同志让他给阎锡山、赵戴文、杨效欧等晋军首领带回了亲笔信件。

**在给阎锡山的信中写到：“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

对于红军的东征，日本军方很快做出反应。土肥原贤二公开表示：“如华北当局不能消灭红军，日方愿尽力协助。”阎锡山在年初和土肥原的会谈中没能让日军想法得逞，此刻对日军伸出的援手，他依然不置可否。同时，他很清楚自己的晋绥军根本挡不住红军的进攻，权衡再三，只好准备向蒋介石求援。

而当此之时晋军将领李生达竟然不请示阎锡山，而径自发密电给蒋介石，请中央速派大军来晋。面对山西的危局，蒋介石立即于1936年3月任命陈诚为“剿匪”第二路军总指挥，率第二十五师关麟征所部、第二十一师李仙洲所部、第一三二师宋肯堂所部等10万大军开入山西。此时红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和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已五可能。如果继续留在山西，甚至会被切断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于是，**中央决定回师陕北。而由于红十五军团自东渡以来一直连续行军作战，部队比较疲劳，因此奉命先行西渡。随后总部和红一军团也相继回师。

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战略目的，但是在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的75天里，通过打土豪和没收官僚资本，筹集了40万银元的抗日经费。加上物资合计，共有50万元左右。此外，还缴获了几千支枪支和大量弹药，使红军得到物力和财力的补充。更在山西腹地宣传发动群众，通过对俘虏的教育和改造，补充兵员七、八千人，解决了长征之后部队急需补充的问题。更在吕梁山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不久创建这里的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晋军方面虽然顺利的“送走”了工农红军的东征大军，但却迎来了更为难缠的中央军。“红军到处都是帮助蒋介石解决杂牌军队的”在长征沿途，蒋介石借追击红军的名义，在贵州罢免王家烈、瓦解桐梓系，重创川系军阀刘湘的种种伎俩，不能不令阎锡山有所防备。而号称晋绥军“十三太保”之一的李生达勾连蒋介石的行动，更令阎锡山有如芒刺在背。

******陆军第十九军中将军长李生达是晋军元老，早在1926年的军阀混战之中便已崭露头角。当时曾经一度在长城沿线兵戎相见的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进攻占据北京冯玉祥，而为切断冯玉祥的西北军沿平绥路西退之路，张、吴二任以冀、察两省地盘为诱饵，邀请阎锡山出兵阻截冯玉祥部西撤。

为了清除后路威胁，冯玉祥命令麾下悍将石友三、韩复渠两军猛攻雁北。两军在雁北一线展开了激烈的鏖战，西北军士气如虹，全歼晋军一旅之兵，旅长酆玉玺被俘，并攻克了怀仁县，把晋军压迫在大同城内。在此关键时刻，李生达率部苦守大同，打退了西北军的多次进攻。冯玉祥又调来西路军总司令宋哲元前来指挥。宋哲元使用了炮轰城墙、云梯爬城、地道暗进等办法，俱未奏效，只好令韩复渠作长期围困，最终西北军围攻大同五个月未能攻克。

随后奉军汲金纯、汤玉麟率骑兵由热河向西迂回进攻，相继攻陷了多伦、沽源等处，张家口受到威胁，冯玉祥只能弃守南口，沿京绥线向西溃退。阎锡山乘机出兵天镇、阳高，直至孔家庄车站，截击西北军。西北军遭受前后夹击，秩序大乱，溃不成军，官兵互不相顾，各自寻路逃生，最终溃退到归绥、包头一线。从此，李生达得到了阎锡山的赏识和垂青。大同战役之后阎锡山将李生达连升三级，从营长升为团长、旅长，后又升任山西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兼晋北镇守使，从而进入晋军高级将领的行列。

然而，李生达并不以此为满足，他逐渐觉得阎锡山的实力范围有限，为图谋发展，开始暗暗向当时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方面靠拢。1928年10月，蒋介石乘火车自津浦路北上，赴北平与阎锡山、冯玉祥会晤之时，李生达便主动从天津乘火车向南驶出五站远迎蒋介石，首次谒见并谈话多时，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与此同时，李生达还与蒋介石的亲信联系得更加密切。他与熊式辉、陈诚、顾祝同、刘峙、孔祥熙、陈果夫、贺耀祖等常有信函往来。在信中，他们称兄道弟，互相吹捧。每逢过年过节，或有婚丧嫁娶，也都彼此互相馈送，关系日益亲密。1932年冬，李生达去南京时，便带了汾酒3000瓶等，都送给了南京政府各方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