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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兹外交部长终于不用像之前一样冒着暴风雪和零下十几度的寒风，并且在火车上度过漫长而无聊的时光。这一次前往圣彼得堡是春末夏初，沿途的风景很漂亮，只不过德卡兹外交部长无暇欣赏，他心中的顾虑就跟这个国家一样，年轻的沙皇到底能不能够压住愈演愈烈的政治势力。

此时法国才刚刚准备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高利贷贷款，光是每年从俄罗斯获得的收入都能让法国政府培养出一群食利阶级，没办法，法兰西的富裕阶级和中产阶级富可流油，换句话就是，老子有的是钱。一切能够通过金钱来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此时全世界都在面临着严重的农业问题，尤其是当现代化还没有完毕的俄罗斯，这种焦虑则显得更加不堪重负。此时小麦价格只比1867年上涨了百分之五都不到，对于农民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872年爆发的葡萄牙虫传染病让法国酒水产量降低了三分之二，爱尔兰，西班牙，西西里和罗马尼亚，都曾发生了多起农民叛乱，或者爆发了视为暴乱的骚动。而英国小麦耕地面积在这些年消失了将近全国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农夫和农业雇佣工人占工业国家男性工作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俄罗斯而言，这就是沉重的灾难。

也正是因为如此，亚历山大二世才会迫不及待的向法国贷款，极力的将自己的国家往工业现代化的方向转变，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一大笔资金的俄国宫廷仗着法兰西的慷慨，将它视之为重要的战略盟友，所以只要法兰西跟奥匈帝国之间没有过多的政治纠缠，他们跟谁结盟都不在意。

此时战争的阴云已经开始在新沙皇的脑海中萦绕，甚至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感觉。从1980年开始恩格斯就在着手分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哲学家你才更以疯狂但富有预见性的口吻赞扬欧洲的逐步军国主义化，并且预言未来的那场战争“将向野蛮人招手，甚至唤起我们的兽性”。

沙皇想要尽早的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才不会在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大战中慌得手忙脚乱。

当法国的外交部长德卡兹前往圣彼得堡时，亚历山大三世也作了一番精心的准备。他要在东宫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虽然他害怕自己被刺杀，但是与法兰西提供的贷款相比，后者显得更加的重要。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亚历山大三世顶着巨大的风险出门。

现在全国在大肆的逮捕着民粹党的成员，所以亚历山大三世认为自己暂时是安全的，在冬宫会见法国代表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而且作为刚刚继任的新沙皇，他也必须表现出足够的魄力，才能让旗下的臣民信服。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亚历山大三世匆匆忙忙的从行宫赶往冬宫时，民粹派的极端主义者也展开了另外一场刺杀。

他颁布的那些法案非但没有让自己的政权稳定下来，甚至还导致了那些狂热的仇视主义者，将亚历山大三世定义为历史的倒行逆施。应该受到正义的责处罚。

正义的处罚就是他们打算在冬宫附近埋伏，向亚历山大三世的马车投掷炸弹。

此时圣彼得堡已经进行了戒严，所以就算想要刺杀亚历山大三世，他们也需要进行另外一番的进行准备，圣彼得堡宫廷正在大肆的捕捉进步党人士，此时想要再次发起对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刺杀，代价太高昂了。

但是这并不能阻拦这群狂热主义者的决心，从十二月党人事件开始，斯拉夫人的字典里就没有妥协的说法，在进步人士眼中要么俄罗斯沙皇从这片土地上滚出去，要么沙皇将他们全部吊死在十字架上，君主立宪？不存在的。

所以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都被送去见了上帝。

在精致典雅的马车里，此时刚刚继位的沙皇透过车窗的缝隙注视着外面的人群，曾经熟悉的风景却让他感到陌生和恐惧，亚历山大三世在父亲死后，脸上一直雕刻着阴郁的神色。

“他们不是我的子民，他们当中隐藏着大量的反对者。”

在出发之前，亚历山大三世在行宫的花园里找到了首相哥恰科夫。他需要跟对方谈一谈，毕竟这样惊心动魄的日子不是谁都能扛下去。

在亚历山大三世眼中，加特齐纳行宫很好，有森严的守卫，忠诚的奴仆，反对派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得手。

但与此同时，加特齐纳行宫也像是一个囚牢，困住了沙皇的自由。

在两种矛盾的情绪煎熬之下，沙皇本人近乎崩溃。他需要一个宣泄口。哥恰科夫便是最好的人。

而在哥恰科夫首相的眼中，亚历山大三世更像是一个疯子。他头发乱的像是格利亚雀用枝丫和麦秆堆砌起来的鸟巢，衣冠不整的光着脚在花园里来回的徘徊。

如果他不是沙皇，任何看到这副尊荣的人都会以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