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黔两广清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

消息传到广州时吴可勃然大怒，借机将两广清军序列不听号令阳奉阴违的刺头拿下杀鸡骇猴，然后二话不说派出驻守黔桂边境的乡勇队一个大队三千人马杀入贵州，直扑刚刚取得大胜的黄飘苗军而去。

而黄飘之战是贵州苗族百姓起义军取得的一次最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苗军不畏强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勇于和来犯清军决一死战，并且能够集中兵力，以小部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打了个漂亮歼灭战。

而两广清军在多次胜利后，轻敌冒进终于被苗军抓住机会打得大败，致使两广清军中的本土势力损失惨重，再也没势力跟两广总督吴可暗地里较量，整个两广清军全部纳入总督衙门掌控之中没有异声。

吴可应该感谢贵州苗军的大力帮助，可惜这次惨败不仅破坏了两广清军出征之前在几个月之内“剿平”黔东南苗军的企图，打击了两广清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贵州起义军的士气，搞得云贵总督张亮基十分被动。

为了替老丈人分忧，身为两广总督的吴可义不容辞。幸好他早与老丈人打好招呼，此次黄飘大战援黔之两广清军虽然大败亏输，但对于乡勇队以及总督衙门而言并没有多大损失，能够在第一时间派遣精兵强将杀入黔东南，以犀利的火，枪射击以及灵活多变的战术，迅速压制了当地苗军的嚣张气焰。

只是让吴可和张亮基头疼不已的是，贵州苗民在黄飘大胜两广清军来犯人马，这对于云贵两省以及两广清军没多大妨碍，可是苗军的胜利却鼓舞了云南回民起义军的士气，就在贵州境内战火连天的当口云南也跟着大乱起来。

……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百姓在满清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异常困苦。

朝廷每年向云南征收赋税达白银四十万四千二百两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费用和官吏的“养廉”以及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随征科派。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赔款，也分摊到云南各族百姓头上，使其负担越来越重。

朝廷为了弹压云南百姓的反抗，在云南驻有绿营兵近四万人，每年所需俸饷及军械弹药、恤赏等费甚巨，其中半数以上由地丁银中支取，余由江南各省的协饷银补给。

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协饷银的来源，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各地团练更是“任意科敛，弊窦丛生”。

由此，本就生活于水生火热中的云南各族百姓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被迫起而反抗，以致“聚众抗粮”、“闭门拒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转移云南各族百姓的反抗斗争目标，当地官府以及地主豪强不断挑起辖内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

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治内有汉、回、彝、白、哈尼、壮、傣、苗、景颇等几十个民族。除汉、回两族外，地方官府对其他民族统称之为“夷”，而回族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

由于地方官府以及地主豪强的挑拨离间，回族和汉族之间不断发生纠纷。早在嘉庆初年，就因回汉上层豪强争夺厂矿利益，开始发生仇杀。道光朝以后回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械斗和仇杀的次数越来越多，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855年（咸丰五年）冬，云南临安府（治今建水）的汉族地主恶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为了争夺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发生激烈纠纷。

楚雄府知府崔治中等地方官吏乘机施展“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的伎俩，“见临人（按：即临安府汉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导致事态扩大矛盾激化，从争吵发展到回汉械斗。

在当地官府的‘不懈’努力下，事态最终失控，由械斗引发成当地回汉两族百姓的大乱斗，之后事情越演越烈等到官府察觉部不对，心生害怕想要控制事态继续发酵之时已经晚了，当地灰百姓积累的怨气由械斗龈爆，然后变成了波及范围甚广的大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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