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显然也知道湘军做得太过，所以在战后一反常态联合湖广总督官文，一起大吹朝廷马匹以减轻湘军面临的舆论压力。

没错，随着左宗棠挑出找湘军麻烦，那些羡慕嫉妒恨却育限于自身实力不足，不敢做出头鸟的封疆大吏们纷纷跳将出来，指责湘军突入金陵之后对普通百姓的屠杀行径，一个个化身卫道士将湘军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一阵狠批。

朝堂上也有不少大臣和两宫太后觉得湘军功劳太大，搞不好有尾大不掉的迹象，在这关口要是能压一压湘军的风头自是最好不过。

要不是恭亲王看在同属洋务派大佬的份上，努力为曾国藩说话减轻来自朝廷的防备，只怕心中压力会更大。

曾国藩和官文联合上奏说，洪秀全倡导叛乱长达十五年，窃据金陵的时间也长达十二年，影响非常广泛。而本朝的武功强盛，超过了前古，屡次削平大难，在史册上大放光彩。

朝廷的军队能够将他们逐步荡平，都是因为文宗显皇帝盛德宏模，打下了戡乱的基础，而宫廷极为节俭，却不惜用巨额军饷招募战士；朝廷对官员的管理虽然极为慎重，却不惜破格提拔有功之臣；朝廷的谋划虽然极为精密，仍然不惜委屈自己而听从将帅的计谋。

一顿马屁拍得朝廷上至两宫太后下至普通朝臣心情舒畅，为此还特意大大地庆贺一番。国际上也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大好消息，不管心情如何英法两国在中国的官员，也第一时间向朝廷和曾国藩表示庆贺。

在湘军攻克金陵之前，英法两国眼见太平天国败亡再即，他们想要分上一杯羹曾多次提出派兵协助，还提出调印度兵增援都遭到曾国荃拒绝。

而对于胆敢协助太平军的外国人，拿下金陵的战斗中曾国荃更是毫不客气，令部队不加分别一概攻击，将他们与太平军同时歼灭，为还引来英法等国使节好一阵不满抗议。

这些都是小问题，虽然难免遭人鸡蛋里挑骨头诟病一番，其实对湘军的打击不大，最多也就损些名头而已，对于此时的湘军来说屁都不是。

关键是朝廷与湘军在金陵城的缴获分配上，产生了极大矛盾和冲突。

江浙是天下财富最集中的省份，而金陵作为十朝古都，由太平天国经营十多年，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曾国荃的部队在这里得到的钱财，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全都被湘军放的那一把火推得干干净净。

曾国荃下令攻城时没有宣布纪律，当曾国藩得知弟弟纵容部下烧杀抢掳时，便对他加以训斥，而他辩解道：立功的将士太多，清廷拿来奖励的官职太少，而且其中很多只是虚职，五个实缺，有一万多人排队等着，那么这些大兵吃什么？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听了弟弟这番话，曾国藩只好叹息说：“凡是带兵的人，都免不了中饱私囊，我无法禁止别人的这种行为。”他无法要求别人做圣人，只好独善其身了。

入城湘军抢来的大量财物要运送回家，湘军水师的上行船，大部分都为湘军运送赃物。曾国荃更强硬规定士兵托运的行李，水师无权检查，只有他的监察部门可以检查。他委任的监察官员当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受了几坨银子的贿赂便放行，大家皆大欢喜都有好处可得。

早在攻打吉安时，其部吉字营的士兵就用马队护送赃物回湖南；打下九江以后，大部分将士走水路运赃；后来不敢明目张胆地用水师的船只运了，就雇用民船运送。攻克安庆以后，有的将士甚至与洋船搭上了线，将金银珠宝一箱箱运到城陵矶，在那里有专门的保镖取货，再将赃物护送回他们的老家。

在曾国荃的部队里，官阶越高，越是贪心，军营中流传着“顶红心黑”的歌谣。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兵的就去搜刮老百姓。参将、游击和都司一类的军官所得的饷银，加上他们一路掳掠的银子，平均每人都有了十二万到二十万两的积蓄。

守备、千总和把总平均收入则有七万到十万两，就连一个普通的小兵，饷银加上掳掠所得，每人也有二万到五万两银子。难怪湘中地区出去当兵的人，家家盖起了大瓦房，购置了几十上百亩的田产，喂了好几头水牛。

曾国荃的部属带着大量银子还乡，互相攀比奢侈，有的一夜输掉几万两银子，把一个本来注重农耕和文化的湘潭搅得乌烟瘴气。

吉字营五万将士的烧杀抢掠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连友军都看不惯了。曾国藩当然是明白这种情况的，“升官发财乐呵呵”是他这支部队的动力。他在1857年给咸丰帝的奏折里公开宣称：湘军的将士认为军营是图名图利的场所，把打仗当作日常的事务。

因为搜刮得实在太狠，等到朝廷派来接手战利品的钦差乐呵呵赶到金陵时，等待这位的却是大半变成废墟的金陵城，以及少得可怜的金银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