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三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頂點說，..

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

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到大清的洋务运动开始萌芽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最终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萌芽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

吴可也知道洋务运动势在必行，但问题是恭亲王你们是不是太过高调了？

当他将这个问题抛出来后，恭亲王显得很不以为意，表示象搞洋务这样的大事，怎么能不在事先做好宣传工作？

吴可郁闷抚额，表示要搞洋务得看实际行动，拿出切切实实的成绩出来话，光好口号是没用的，要是洋务还没搞便引人敌视就不好了。

他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在京城待了这么些天，早就听到一些不利于恭亲王和洋务派们的传言，只是他吴大总督隐藏得深低调行事起了作用，没被划拨到这皮‘数典忘祖’的洋务派中。

恭亲王听了这话脸上有些不好看，目前他在鼓吹大搞洋务时，确实遇到朝中一干顽固派的大力阻扰。

而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

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而手握最终决定权的两宫太后明白，在此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大清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强悍实力并得到外国列强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因此洋务派在此时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可是这种优势实在很不保险。

吴可就毫不客气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把洋务运动的希望寄托在深宫大院里的两位寡妇之手，是不是太过草率和不保险了？

当然，这话他提醒得十分委婉，毕竟恭亲王与两宫太后是叔嫂关系嘛。

恭亲王对此只能含糊以对，正如吴可刚才所言那般，有些东西必须亲自试过才知晓好或者不好，现在这些还为时尚早。

接下来，两人又探讨了一番国内局势，吴可认为太平军气数已尽，在湘军不遗余力的疯狂打击下，估计一两年之内金陵之战就会出现结果。

恭亲王却没吴可那般乐观，他认为太平军实力还在，拥兵数十万不是灭就能灭掉的，更何况金陵经过太平军十年修缮城高墙深，不是破就能破的。

更让人担心的是，石达开部太平军肆虐西南诸省，将四川搅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朝廷又断了一处粮草供应来源，时间一久估计太平军还没事清军便坚持不下去了，为此他还特意向吴可请求，希望两广能放开了支援内地平叛大业。

吴可除了‘呵呵’以对还能啥，要他主动支援两江和湖广作战的湘军，想都别想这样的好事。他也没隐瞒什么直言湘先断两广财路，要两广支援内地战局不是不行，首先得湘军做出表率才成。

恭亲王无话可，他也知道两将矛盾重重，无论是曾藩还是吴可都不是好相与之辈，要他们向对方低头简直难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