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事的进行，广州众多的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

在广州，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

而香港在被英军占领后，直接便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

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

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疍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高价卖给正与广东清军大打出手的英军部队。

汉奸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总的来都是处于社会醉底层人士。

而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与英军合作能够得到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入。当时林则徐强硬禁止广州商民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走私鸦，片更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何能不让人眼红心热。

而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当时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

在原本很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出没与市集”。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却是被官兵给制造出来的。

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

镇江守将海龄甚至还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

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还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简直就是滥竽充数。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

基于这一思想，当时的英军首领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大清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对此，一度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

当时的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

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而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因为各种啼笑皆非的缘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841年5月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年8月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朝廷正式承认战败。

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看看英国佬多仗义啊，逼迫朝廷承认战败获取大量好处不，还不忘记给帮助过英军的汉奸们话，这是想要继续扩大中国汉奸群体的节奏啊。

良心真是大大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