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你吧，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儿子没理会天生老实胆的老子，转而寻求亲兄长的支持。

大儿子也气得不轻，但要他立刻做出决定也难为得很：“这个，这个……”

“哼，大哥别这个那个了！”

儿子此时已经打定了主意，不耐烦的打断了兄长的话头，冲着自家老子道：“眼看着人家的日子要红火起来了，咱们家依旧还是老样子，不以后没个盼头，就是大哥的年纪也不了，以后还怎么娶媳妇？”

这话的杀伤力就大了，不仅老农一脸动容，就连之前还犹豫不定的大儿子也是心中焦急不已。

“可是不种王老爷家的地，咱们家又拿什么生活？”

过了好一会儿，老农才满脸为难道。

“种别人家的就是！”

儿子眼中喜色一闪，趁热打铁急急道：“反正眼下外来的流民都有了去处，咱们这的佃户很是抢手，以爹和大哥操，弄田地的本事，倒哪都能混口饭吃！”

这话确实有道理，老农和大儿子不由自主头，父子俩操，弄田地的本事确实不俗，十里八乡都是有名号的。

“咱们家里有三个壮劳力，就租种的那些田地两人便可摆弄清楚，剩余一人便可抽出身参加官府组织的工程营！”

儿子显然对此计较多时，此时一旦来了颇有些滔滔不绝的架势：“我和大哥轮着来，每半年或者三个月就轮换一次，这样谁都不吃亏！”

爷三一琢磨觉得此事可行，不能因为畏惧王大财主的势，而让家里永无出头之日。事情也确实如他们琢磨的那般，从王家退租之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东家，只需种粮并不强求他们种植大烟。

在这里不得不一下清代田地买卖租赁政策。

清初，朝廷为恢复经过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奖励垦荒，规定各地民人，对无主荒田“开垦耕种，永准为业”。

到乾隆年间为进一步挖掘垦荒潜力，朝廷规定，对边省和内地可垦的零星土地，“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

清初对明代“藩封之产”，实行更名田政策，无偿地交与原耕佃农承种纳粮。当时三次大规模圈地，对大量八旗兵丁分给份地。这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授田。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佃农“力穑积财置田”的记载更多。包括佃农在内

而贫穷农民的中农化沿着上原有途径在继续发展。而清代永佃制和押租制的流行，又为佃农中农化提供了新的途径。

清代中期以来，永佃制流行于福建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广东诸省的部分地区。

在这种租佃制度下，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分解，分割成田底与田面。

由于佃农投入工本垦辟改良土地或出资购买，地主用田面权的形式，将土地的经营权和部分土地所有权授与或转让与佃农。

地主对于田底，佃农对于田面，分别享有占有收益和处置的权利，主要是可以分别让渡，可以分别出佃并收取地租。地主无权增租夺佃和干预佃农的生产经营，佃农获得了完备的经营自由，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

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向生产经营者分割，是永佃制的实质所在，也是它优越性的所在。

田面权是否是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只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在一定条件下的长期分离。

而土地这种重要资源的产权，在封建社会中，历来是可以交易的。

清代土地产权的交易日益频繁，绝卖活卖典当加找之类的多种多样的交易形式日益发展，并在全国各地形成许多具体的“乡规”“俗例”。田面权的交易频繁，与通常的土地买卖如出一辙，多种多样的交易形式，也是应有尽有。

在永佃制下，地主出租田底，可以收取地租；佃农出租田面，也可以收取地租。一般称前者为大租，称后者为租，在和福建某些地区与此相反，称前者为租，称后者为大租。

在江西，“佃人承佃主田，不自耕种，借与他人耕种者，谓之借耕。借耕之人，既纳田主骨租，又交佃人皮租”。

在福建，“长乐之田，有面有根，富者买面收租，贫者买根耕种。且有不自耕而令他人代佃，佃户一还面租，一还根租。或总输于根主而根主分还面主者。

在江南地区，租种田面的“佃客，自愿于租额之外，另输租为酬报”。当地也称租为“犁头钱”或“花利谷”。

而老农家正是这样的租客，租来的田地也操浓了几十年时间，要不是为了子孙日后生活还真不一定会轻易放弃。

至于王大财主也不在意一家佃户突然退租，这样的事情虽然不常发生也不是没有，并没有太过在意这些。

和老农父子一样想法的佃户不在少数，之前东家要他们种什么他们就种什么，如今有了赚外快的机会自然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都想方设法改种粮或者跟东家商量着少种大烟多种粮。

幸好此时秋粮已时，此时田地正抛荒养肥阶段，最底层佃户的一些动作并未引起多大波澜。

这样的事情自然是吴可喜闻乐见的，得到下面的汇报之后他心中一松，家忙命令手下再接再厉争取明年的种粮田地面积再上一个台阶。

也就到了这时，他才感觉自己所做之事稍有成效，等过段时间没出什么漏子便打算全省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