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濮范以下，寿张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山东全省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鲁西南西北广大地区黄水横流灾情严重。

在黄河此次改道之前，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后世的行政区划，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后经山东的曹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入黄海。铜瓦厢决口后，黄河冲破原有河道，改向北行，在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渤海。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其造成的灾难都不可言状。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黄河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溃决，而且溃决后“久不合龙”，到1853年，苏北鲁南的情形为“饿殍载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

由于黄河的屡次溃决和朝廷的治理不力，当时的豫东苏北鲁南等地已经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

因而，在黄河改道之后，深受黄水之害的苏皖民众如庆再生，而山东人民却几乎要承担此后全部的黄河灾难。

本来乡勇队所在皖北也是重灾区，黄河改道有一部分流经安徽淮北地区。

幸好当时想安徽清军在淮北地区实行以工代赈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制，在轰轰烈烈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消化安置几十万灾民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肯出力填个七八分饱没问题。

加上安徽巡抚衙门队黄河改道之事十分关注，沿途百姓早早得到通知，待改道黄河之水浩浩荡荡席卷而来之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淮北民众财产损失不小，但人员伤亡比起河南，山东还有江苏几省重灾区要少得多。

再说了，有些乡勇队跟楚勇的强力弹压，只要没出现波及半省的大范围民乱，淮北地区就不可能出现那种种人间惨剧。

总之，淮北在黄河改道期间并没有出现什么乱子，一切都牢牢掌握在巡抚衙门和驻军手中。

不然，咸丰六年安徽清军也没精力实行‘淮南攻略’，跟太平军于淮南地区大打出手，光是饿红了眼的饥民就够他们头疼无比的了。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带来灾难。

山东江苏民众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所谓：“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

而两省地方官也难以摆脱“异，地之官竞护其境”的考虑，为保全当地民众，不得不“以邻为壑”。因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也就是山东民众流离失所之时。

要说黄河改道最大的受害省份，自然非山东莫属，但为祸甚烈的确实黄河改道的源头河南之地。

这一切，除了河南官府‘推波助澜’了一把之外，全都是捻匪惹出的麻烦。

1855年秋，各路捻军在河南商陵会盟，力量最大的当地捻军首领张乐行(张洛行)被推为盟主。

联合后的捻军建立五旗军制,用黄白红蓝黑五色旗区分军队。

总黄旗主由张乐行自兼，总白旗主龚得(龚得树)，总红旗主侯士维，总蓝旗主韩老万(万峰﹑狼子)，总黑旗主苏天福。总旗下有大旗﹑小旗。每一旗主左右都有一个以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领导集团，依托庞大的流民势力在河南掀起滔天矩浪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