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的账册也拿过来了。

有的也烧掉了，不过大多数还在。

还有的出现了损毁，后来派人重新誊抄，数据略有些不准。

总之，这次若不是章惇，事儿就大了，说不定整个三司库蓄账册，能一起烧掉。

但就是这样，几名负责的官员，不过是贬放到外地，依然继续做着高官……

所以不能说在宋朝一无是处，比如王巨这么做，换做朱元璋时，不但他脑袋会搬家，连他的家人也抄家问斩了。

然后大家翻着各州军的商税情况，现各州军的商税都增加了。特别是泉州，去年一年与前几年相比，商税整整增加了二十几万贯。至于市舶司的抽解，那看都不用看了，肯定是以翻倍数量在增涨。

王巨说道：“仅是一个海港，便产生了这么大财富。实际不仅如此，这个商税增加的背后，是养活了更多的人，使得更多的百姓变得富裕。陛下，就象臣在庆州，曾经扶持了一个叫祖阳的毡毡商贾。仅是他一个人，一年直接间接合在一起就贡献了近两万贯商税，同时还养活了许多织女，也使得许多人家因为牧毛羊而获益。也就是他这一个产业，便使得好几百户人家一起变得富足起来，并且自己也增加了收入。因此说介甫公曾言，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是对的。只是……”

这个说法能成立，但王安石没有做到。

王巨又说道：“但楚建中去了庆州后，关闭了几个临时的边境互市，不能说他做错了，确实朝廷不允许在庆州置办互市。又因为干旱到来，百姓缺少食物。包括绵羊也杀了吃。西夏那边虽有皮毛，终是私商，到了祖阳手中。价格变得高昂无比。官府那边，却在向他摊派毡毯。而且价格很低。祖阳不得不亏本生产一些毡毯交给官府，余下能盈利的毡毯就不指望了。同时又因为手中略有些余资，官府又摊派了大量免役钱。长久下去，必然会家破人亡。又因为生产萎缩，许多百姓也无法获益了。不能说楚建中是贪官，臣听闻此人政绩一向不错。只是因为一个是良性的教导，一个是劣性的摊派，产生了反差。因此百姓怨声载道。臣听闻朝廷这才让范公替代了楚建中。范公生活节俭。作风清廉，不过他会不会这个经营之术，臣怀疑之。若不会，范公在庆州也休想赢得百姓爱戴。”

这样一说，几人全部懂了。

所以王巨每到一处，百姓爱戴。

然而继任的官员在他的比较下，也就悲催了。

但王巨也头痛，祖阳被逼得无路可走了，于是写信向他求救。

不在其职，不谋其事。王巨现在如何能管得了庆州事务？所以他刻意写了一封信给范纯仁。将情况讲了一下。然而范纯仁会不会给他面子？就是给他面子，是少摊派祖阳的免役钱与市易商货，还是重新打开边境的那几个互市。让祖阳再度展？王巨不得而知。

“这样终非长久之策，因此臣一直在泉州思考，看能不能立一项制度。而且到了今年，不仅是泉州，正是一个海港的拉动，福建路许多地方百姓皆变得富足起来。陛下不妨派使者下去暗访一下，看臣所说的是不是虚言。因此臣在泉州的意义，远大于在镇定府的意义。请陛下容许臣在泉州继续留任两到三年时光，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如若不然，微臣只能辞职回乡。”

反正我要泉州呆定了。

“那个辞职的什么……”赵顼无语了。别人辞职多少还做一个样子，王巨辞职那是很干脆的。直接将公服一脱，官印一交，俺不做官了。这很不好啊，可怎么办呢，若是普通官员，赵顼早一脚给踹死，然而王巨能踹么？他问道：“朕还有点没有听明白，何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

“百姓生活，无非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臣的想法是由官员带头指导，将这个效应放大，更好地去吃山，吃水。就象农民种庄稼一样，刀耕火种是一种种法，精耕细作也是一种种法。前者收成很少，后者收成更高。就是麻烦一点。收成高了，国家加一点税赋，实际是等于没有加赋。这就是民不加赋而国自用。就象臣在庆州与泉州所做的这样。”

“但是很难啊，”吕惠卿道。

“当然难了，更难的是许多官员以言利为耻之，于是交给胥吏去管理，那能管好吗？又有许多官员不懂，他们自己不懂了，如何教导百姓？其实主要还是懂财政的大臣少了，如果多起来，能看到的榜样多了，也许就会渐渐好转。这条道路太过漫长，因此当初我与王雱说过一番话，一是考成法，这个争议很多，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需要考成什么，如何去考成。往往顾此必会失彼。另一个，便是齐商税。”

“齐商税？”吴充讶然。

“我的傔客曾看到一些贫困地区的主户，他们没有门路，于是让胥吏将他们的瘠地划成了上田，然后便多摊派了两税、苛捐杂税，现在又多摊派了青苗贷、免役钱。名为主户，实际生活无比艰难。但一些有门路的豪强呢，却将上田划成了下田，规避税赋，甚至能将自己变成五等户，连免役钱都免了。因此他说齐税。我就说，介甫公的方田均税法，实际就是针对这种时弊而去的。可执行了几许？齐税，只能是一个梦想。于其齐税，不如齐商税。”

大家一起沉默不说话。

就是这个齐商税，麻烦同样很多的。

“实际我在庆州与泉州就执行了一些齐商税政策，因此商税激增，又用一部分激增的商税还之于民。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所以治境皆粗安。不过若放在中原地区，一旦普及齐商税政策。争议就会很大了。然而若是普及了呢？当真全国一年商税只有八百几十万贯？只要稍稍普及，就可以在前面增加三千万贯。”

“不可能那么多。”吴充又说。

“吴公，我只说一件事。许多商贾在江陵候等赴蜀的士大夫，往往请他们上船坐一坐。一道去巴蜀，不但不收其路费，还会给其几千贯大驾光临费。为何？因为那样商贾便可以打着士大夫的旗号，免去各个场务的盘查与征税，所得利更多。试问，每年朝廷征了几个权贵商贾的商税？然后我再说一件事，为什么当初我设立竹纸作坊时，要拉上高家。没有高家的保护。我那时未中进士，这个竹纸作坊一旦盈利，能得活吗？这是我主动让里面的契股纳税的。若是不纳税，又有那个场务敢征竹纸作坊的税赋？”

其实很正常哪。

就象tg，房地产很赚钱哪，但真正成功的房地产商，有几个是没背景的？然后再放大到各个私企，能成功的又没有后台的，很少很少。没有后台，各方面的支持就不足。包括贷款，政策扶持，税务。要命的是因为没有后台，官员天天上门来吃来喝来拿，若不给，各个检查来了。这种情况下，想要成功，何其之难。

但也不要说tg了，美帝那边同样也是。尽管出台了遗产税，什么反垄断法案等等。然而为什么来了一个政治献金？有了政治献金后，政策就会保护他们。那么各种不公又产生了。

除非是小国家，否则想要绝对的公平。那无疑是痴人说梦。

不过王巨点出来了，还是振聋聩的。

“所以国家商税几乎成了一个摆设。征的也只是中小商贾的税赋，真正能征到税的，却罕能征到一文钱商税。别的不说，我就说东面几百步外的金帛行，一笔交易往往就是几十万贯，诸位，你们征到了多少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