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王介甫……”王巨摇头。
如果说得罪早就得罪了，王安石让王巨主持三司条例司，王巨主动退却，那时就得罪了王安石。至于弹劾王安礼，有没有得罪王安石，王巨也不清楚。
但王巨并没有与王安石发生正面冲突，又是在地方上，王安石也犯不着对付王巨，那岂不是让文彦博在边上看笑话，因此说道：“主要是这四个作坊盈利之巨，我又多次将其盈利置于国用，盈利得以曝光，这让王介甫心动了。但是有违他的市易法宗旨，于是刻意让陈襄去杭州，逼我低头。”
市易法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大买办。
但也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还是要从团行说起，宋朝开国支持各商人组织团行，便于科配与和买，团行内部也可以互相帮助，同时搞地方保护主义，让本地商贾强壮。
利弊参半的产物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团行性质也在改变。因为各个达官贵人加入，或者当地豪强主动投奔团行，他们立即将团行把控。这便产生了许多恶习，一是国家的科配与和买，向无势力的中小商人身上摊派，加重了中小商人的负担。甚至为了便于摊派，还发生了纠人入行的现象，就是你作为一个商人，不入团行也要逼你入团行，否则你休想做生意了。
其次联手压迫外地商人的货物价格，然后垄断，高价出售。造成许多外地商人破产。城内百姓生活成本迅速提高。
此外。因为联手。势力强壮，官府也不得不低头，于是加速了高利贷，以及质店典当房，兼并土地等现象的蔓延。
所以出现了一幕，京城百姓想买的却买不到，但这些商货呢，在外地州府积压着。想卖却卖不出去。
这才是王安石推出均输法的原因。
当然，这一法推出去，肯定让京城的权贵个个急了。
但如果王安石真的是大公无私，这个大公无私不是指将钱装他口袋，而是指不以敛财为目标，仅是为了便民，那又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若那样就不会有免役法中的宽剩钱了。
均输法在反对声音中，宣布失败。
王安石将薛向调到南方总掌南方调度，实际是等于规模更大。但动静更小的均输法。薛向以个人能力，在南方一直做得不错。
直到今年春天。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去年一年未打仗了，也没有大的灾害，国家立即产生大量盈余。
有盈余是好事，国库不空，大家心里才不慌嘛，况且还有积欠也要偿还呢。积欠有没有偿还，王巨不大清楚，可国库有了大量钱帛，等于王安石手中有了大量本钱可以调用，而非是象开始，国库空荡荡的，他想做什么，也没办法做。
其次便是王巨在庆州搞了一个发展基金。
似乎不错，可这个利息差太低了，万一收不回来，那绝对会亏本，王安石敢情将它当成高利贷性质了，高利贷利息那么高，是有许多债务收不回来。
主要王安石在京城，王巨也不禀报，他看得云里雾里，因此尝试了一下，让内库调出缗钱，以四分利放贷。
这个四分利放的结果可想而知的，要么是收不回来的，要么就是放不出去。
但王巨这么做，无疑让许多人看到另一条道路，似乎比青苗法更光明、收益更大的生财之路。只是几乎所有人隐隐感到看清又未看清，于是沉默着观察着庆州的变化。
然后到了王韶的市易法。
这个能容易看清楚，实际它就是均输法的翻版，而且收益确实很不错。
一个叫魏继宗的平民，看到这种形势，于是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上书朝廷。奏章里就是专门讲团行与大商人的危害，以及市易法的。
它来的正是时候。
王安石立即成立市易务，并且让魏继宗参与其中。随后又将市易务改成市易司，各大重要商业城市设立分点，也命名为市易务。
市易法开始。
一共十二条，主要的三条，每一个市易务置两个监官、一名提举官与一名勾当公事官。当地的大商人可以担任监官或公事官，与朝廷派来的提举官共同监督约束，以“平价收购或销售”一些滞销的商货。另外官府招纳京城的行铺、牙人等经济人，充分市易务的经济人，由他们负责具体的货物买卖事宜。
外地客商如商货滞销，可以交给市易务，则提举官、牙人与客商自己三方评估，由市易务收购下来，再分摊给本地商铺出售。
担任监官的大商人以及与加入市易务的行人可以向官府借贷，扩大自己的生意，但必须用自家的宅地等资产，或者向别人借金银抵押，半年内偿还者付官府一分利，一年内则是两分利，过了一年不还，则每月追加二厘利罚金。也就是一年内必须要还，否则天塌了，本利二分，二厘罚金，四分四的利息！而且为了害怕商人不还，投入到市易务的行人必须五人一联保，一人不还，其他四人必须替其偿还。
那我不借行么？
好了，肉戏来了。
市易法的性质实际就是一个国家超级大买办，放大版的均输法，一个超级大大大大的团行。
不借能逃得过吗？
因此这一条又有规订，国家出资将“滞销”的商货买回来，但让王安石去卖吗？那是不可能的。这些商货则是均摊到各个行人，也就是各个商人身上，“均公赊请”给各个商铺，由他们来销售，卖得快半年内交还“赊贷”。另付一分利息。若是超过半年。则是二分利息。如果是超过一年还没有卖掉。等着跳火坑吧。
确实，市易法某些地方是略略互补了有无，平抑了物价。
还有其他积极的一面，比如京城市民主动向市易务借本钱，在御街两边摆瓜果摊子贩卖，官府得了利，百姓也多了一份谋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