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认为“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要紧之处”重点把守，即集中力量守大沽口和长江口，“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李鸿章早期对夺取近海制海权毫无信心，以为“铁甲船本应定购，惟南北洋面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船，恐不足以往来扼剿，或有失利，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所攫，转贻笑于天下。即以一铁甲扼大沽海面，以他船附之，亦虑立脚不稳，进退失据”。

在这种以消极把守南北洋海口为主导的海防战略思想指导下，李鸿章拒绝购买铁甲舰，而去订制蚊子船。

不同于李鸿章的落后思想，沈葆桢深刻地意识到，夺取近海制海权，关键在于装备铁甲舰，没有铁甲舰充任中坚，外海水师就无从谈起。

所以，沈葆桢写信三封给李鸿章：“非谓有铁甲而诸船可废，谓有铁甲而后诸船可用”。

“若仅恃炮台、水雷、蚊船等，事非不足以守口，倘彼攻其所不守，则迁地弗良，我积年所备者，尽居于无用之地。海上事起，不必开仗，即护送、递信亦所必需，否则彼以一船封港，而气脉尽窒矣”。

“颇虑海上事起，异族以一铁甲阻大沽口外，将接济立断，畿辅人心为之动摆，则可虞者不仅在无备之各口”。

沈葆桢的观点一针见血，指明了大清海防的一条康庄大道。

虽然沈葆桢苦口婆心地劝说，却未能让李鸿章接受争取近海制海权的海防战略思想。其原因之是，李过去早期从未接触过近代海军，不了解铁甲舰和蚊子船的性能，存在技术上的疑虑，是以“每悬想海上战事，辄用危心”。

李鸿章觉得：“德之克虏伯、英之阿姆斯特朗新制巨炮，实可洞穿二十余寸铁甲，而铁船转虑无用”至于蚊子船，配备有巨炮，“其力足可制铁甲”。

他认为蚊子船便宜且配备有足以威胁铁甲舰的巨炮，性价比更高。买一艘铁甲舰的钱足以买十艘蚊子船，所以还不如大量购进蚊子船这种水炮台扼守要道以御外敌。

针对铁甲舰的性能，沈葆桢向李鸿章作了解释：“铁甲船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且船有隔断，纵受伤不至沉没，尚可以战。且我船上所用亦德之克虏伯、英之阿姆斯特朗，彼能及我，我亦能及彼。”

然对铁甲舰兴致缺缺的李鸿章却以“弟不敢滥用丝毫”为词，拒绝购买铁甲舰。

由于当时李鸿章执意不肯购买铁甲舰，出于无奈，沈葆桢决定，“倘铁甲无成，只得先索水炮台以守长江”。

因海防经费已统归北洋，他只有向李鸿章乞求施舍，“尊处所购三十八吨炮蚊船，务恳分赐数号”，“倘所购各船仅敷天津之用，可否于海防经费内提款为购两号”。

主动开口要买蚊子船，这下对了胃口，力主守口的李鸿章这回很是爽快，一下子代南洋购买了四艘蚊子船。不过沈氏深知，蚊子船“炮巨底浅”，只适用于“内河江湖”所以他决定把这些炮船部署在吴淞口和江阴，专守长江。

就这样，蚊子船开始大行其道装备大清海军，购买铁甲舰的计划被无限搁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