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杨氏走了两面的门路，一个是找了一个叫邹官生的退休刑名师爷，这个人精于刀笔，律例纯熟，只是当年为一字之差，害死了一个本来不该死的盗犯，这一家人只有他一个独子，冤枉送命，母、妻在不久之后也相继病死了。邹师爷觉得是自己造了孽，心灰意冷之下，回到了故乡。

经邹师爷的指点，叶杨氏和詹善正（他是杨乃武的妻弟）知道，这件案子在浙江已经成了铁案，若是最后说错了，从巡抚杨昌浚到知县刘锡彤都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些人也断然不能准许翻案。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京控——也就是所谓的告御状！

咸丰十年前后，皇帝早就为百姓越级抱告一事有旨意明发天下，要各省官员不得有丝毫留难、恐吓等事。但民不可与官斗的古训深入人心，百姓只要有一线生机，也不敢做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蠢事。而且，京控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也绝对不是想告就能告的。

用邹官生的话来解释，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在浙江最高衙门审过，仍旧觉得冤枉的，可以到京中去控告，“这个条件你们是有的。难的是第二个。”邹官生说。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詹善正问道。

“第二是要案情内容。如果京控的呈词与原案核对，‘只小有异同，无关罪名轻重者’，就不再审理，翻案的反而还要治罪。非得是那种‘与大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关重大者’，方能受理。”

“这也是附和的啊！”詹善正问道，“浙江报部说我姐夫杀人，其实没有，这就是与案情全不相符了吧？人命案子，当然也是事关重大了。”

“是，但如何找出证据，就很值得研究了。”

“那，京控若是准了，是不是部里重新审？”

“这也不一定，照会典的规定，有三个办法，一是由刑部提全案来审，第二是发交督抚来审，三是京里派钦差大臣到该管省里去审，这三个办法，请旨决定。”

在邹师爷这里得了教益，叶杨氏和詹善正又找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正，和杨乃武都是这一科得中的举人，准备要离开杭州进京参加会试了。

陈正为人忠直，也知道其中有弊，更主要的是，陈鲁在杭州府任上荼毒士林，浙江的生员早就恨上了他，因此一诺无辞，拍胸脯保证，上京之后，一定要把这件事和在京中的浙江京官说个清楚明白，就不相信陈某人能一手遮天了？

詹善正和叶杨氏自然很高兴，同时有一个领悟：这件案子已经变成非浙江人的地方官如何为祸浙江的一个实例了。在京的浙江同乡，为了维护乡梓，也一定要借杨乃武这件案子有所表示——这是很有利的一个转变。

陈正到了北京，是二月初十，距离会试的日子还很长，先忙着为这件案子奔走，他找了一个人，名叫朱智，字茗笙，也是浙江人，而论起来还是陈正的表兄，是举人出身的军机章京。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历来以文风荟萃的江浙两省人最多，浙江人更是突出，如今军机章京最有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许庚身，一个是朱学勤。

朱智也知道发生在家乡的这件案子，但都是道听途说，所知不详，经陈正详细说过，“怪不得了！”他这样说，“刑部对这件案子很慎重，尚未定谳。我会留心此事，等刑部的奏折上来，看看是何说法，再做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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